她默默跟读一遍。心口跟着一窒，就像被细钢线勒住，来回地磨。
真的是。她想，原来真是她。
但绝无可能是她。她从她肚里被拖出来的时候，她已疼到神志不清。只透过眉毛淌下的汗，瞥见稳婆抱了团血肉模糊的东西出去。
“刚生下来便是没了气的，那可怜孩子。”置屋妈妈在床头对她说，手指比划出一个耗子大小的圆圈，“才这么一点大，连毛都没长一根，也就能看得出男女——是个女娃。”
她握住她的手，翻过掌心，轻拍两下：
“就算是个活的，你一个人也不好养活……小孩子这东西，可麻烦着呢。”
小孩子。
越是反刍，胃里的酸水就越是倒腾。直似要流入四肢百骸，遍布全身的血管。
别再写给我了，她想对他说。嘴巴却死死闭合，牙关紧锁。无形的字烙在她手心。擦不净，抹不去。下腹的肉仿佛被百来片刀刃绞着，又一窜一窜地跳。好像松了气，便会接连掉出几串黏糊糊的血块。扑扑地动。
我都知道呀。
我都知道的。
怀上孩子那阵，刚巧赶上中岛的官营花街开门营业。北陲中心，又是军事重地，市容、风貌乃至军队士气皆不容小觑，整顿如雨后春笋般的花柳业是迟早的事。堆满松针的大招牌在第七师团对岸一竖，即向全市军民昭示了官家的雷霆手段，虽有与中岛一水之隔的上川中学教师、市议员高呼抗议，亦是毋庸置喙的决断。一时间，军官、商贾蝇蝇往来，新楼、旧店更换着法争奇斗艳，挖空心思要多揽一位客人上门。
因了早早搭上第七师团某高官的顺风车，置屋妈妈已盘下主街口最堂皇的一家铺面。除却派遣艺伎的主业，更增添了料亭、茶屋、曲艺剧场的营生，当得是风头正劲。她是年青一辈色艺俱佳的，自己又恨不得紧接那单洋大人的买卖再一鼓作气狠赚几笔，自然是点灯熬油地接活。就连月事停了三个月、手脚生了一二红疮，也只当是劳累过度的发胖和燥热失调，竟是全然没当作一回事。
她也想过打胎。捏着药方到绿招牌的药局楼下转了两遭，终究是不忍心敲开那扇门。和母亲一样，她也不知孩子的父亲是哪个——究竟是大洋彼岸来的美国商人，抑或是杨柳初绿时招待的二十五中队的中佐，于她、于腹中未成形的孩子而言，都没什么实际意义。彼时的母亲到底怀抱着何等心境，她无从得悉；而她最终经由母亲的肚腹来到这世上，却是无需置疑的事实。
“顶好是个女娃……”
看到她被束腹和腰带裹成筒的肚子，置屋妈妈会笑着打趣，“也方便你放在身边养着。”
她也笑笑，听得出妈妈话里的意思：艺伎生的女儿，若相貌说得过去，懂事起便可作为艺伎学徒受教养；可若是个男孩，多半只得转送给别家。一个免费的劳力，或是遭人嫌恶的拖油瓶。置屋出生的孩子，大抵就是这两种命运。
“男孩女孩都好。”她抚着隆起的小腹，感到肚皮下传来微微的颤。
是绿眼珠的小怪物也好，是拖着鼻涕的病秧子也罢。她想生下肚里的小家伙，长长久久地抱着小小的身体、拉着小小的手，直到它们长高、长大，随她离开这寒冷荒芜的北地，去到更加好上千倍万倍的南方。温暖，洋溢着芬芳气息的四国。
这既是她没能陪母亲做到的，亦是她想和这未曾谋面的孩子一起做到的。
“濑原真纪，或是槙木。”
有相熟的同僚、后辈问她是否想好孩子的姓名，她总会这样答，同时比划出汉字：
“我喜欢‘まき（Maki）’的读音——念在嘴里，怪可爱的。”
约莫五个月的时候，她不得不去注意手脚日渐增多的红疮。指甲盖大小的疮斑，酷似一粒粒被捏得稀烂的越橘。终于到了妆粉都遮不下的地步，置屋妈妈掀起她的衣裙翻来覆去端详，皱眉叨了句“活见鬼了”，派女佣唤来相熟的花街大夫，就地看诊了。
大夫说她身上的红斑叫“杨梅疮”。算上她，整个中岛也就三个娼妓得这病的。
“北海道冷得很，也不爱下雨。原本是不容易染上这类病的……”花街大夫挠了挠耳根，道，“您问我怎么治？又不像切见世的丫头，拿热铁钎烧一烧便罢……您家的闺女细皮白肉，也不好留疤……”
“一定是那死洋鬼子招惹的！”花街大夫走后，置屋妈妈忿忿啐道，半点不似她接待那美国商人时的讨好堆笑，“还搞大了你的肚子——唉，你怎地不早早把这赔钱货打了？现在倒好，连水银都灌不得，可把你金贵的……”
她到底还是没能从大夫手里拿到什么像样的药。一天吃一次妈妈“压箱底”的偏方，说是她年轻时在东京做生意时得来的，对疗愈杨梅疮有奇效。她担心对胎儿有损伤，每次都偷偷倒掉一半。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红疮总不见退，却也不见长。只要不蔓延到脸上或搞伤手指，她并不如何担心，但这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