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的“大盒子”，应当就是琴盒了。尾形知道那东西的分量。以若竹的身板，如果身体抱恙，八成是拿不动的。
他从门前退开，给女人和她的孩子让出路。手心一阵麻一阵回热。他低头看了一眼，那里被门把手硌出了一圈参差不齐的红印。
花头巾女人突然转过身，问：“您是来查那个男人的，对吗？”
这个问题来得颇为莫名。尾形打算静观其变。见他没反应，女人有些紧张。
“今早过来的，不是这附近的……”她飞快地描述一遍那人的体貌，听上去是个蛮潦倒的老男人。
“嚷嚷个没完，发癫似的，身上一股子陈酒味。”女人咬着下唇，眼中流露几分怨怼，全然是将尾形当作附近巡管的士兵了，“您若管这片地方，劳驾把那男的也……啊哟……乖乖……”
正说着，背后的婴儿哭叫起来。花头巾女人连忙将孩子转到胸前，另一手将盆顶在头上，小碎步回了房。那哭声在楼道迂回曲折。听着这嗡嗡的动静，尾形只觉自己的脑壳也要跟着震开一道缝了。
“这都什么破事。”他有气无力地骂了一句，抽出一根烟，点上了。
显而易见，若竹九成九没生那劳什子的病。她失踪了，在某个预备上工的中午。置屋是知晓此事的，为了掩饰，对外打出了病假的幌子。至于她是真的下落不明，还是在置屋安排下去了哪里，都是他难以探知的了。
实际并非一切都无法可想。譬如若竹的家当，理应还留在屋内——门是锁死的，依那个花头巾女人的反应，这两日也没有外人进出她的房间。房子是置屋分管的。如果置屋确信她遭遇不测，定然会派人将东西移走。往积极的方向考虑，她可能只是暂住他所，说不定正是置屋安排的某个新任情夫的别居……
香烟烧到了手。尾形换了一支。不知什么缘故，这玩意似乎比往常消耗得更快。
也或许她是真病了，得了急病、出了急事，临时住进医院或是哪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家里。她总该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除非她们住在集体宿舍一类的地方，像是置屋或混居的长屋。可她若有那般情谊的友人，还会在那晚约他出来喝酒么？他不清楚。说实在的，他但凡对她除自己以外的人际有过一丁点了解，都不会对这问题没有一丝头绪。他连她的大半身世都是从市井人言中听来的，更何况其他呢。
他不是不能够了解她，也不是没办法去了解。他只是很少刻意去做。以前他还会说服自己这么做毫无必要。但现在看来，或许只是害怕。这是个愚蠢的结论，他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某个荒诞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她会逃走吗——这会是一件关于脱逃的兆示吗？如果是临时起意的突发行为，或是伪装成上工、做给外人看的表演，她不带多余物件，好像也有了合理的解释。然而她会做下这样惊险绝伦的赌注吗，她对自由的渴望已经膨胀到非要在这么个不上不下的时刻，断然出奔的程度了吗？也许他该回车站问问。可是两天了，火车站人来人往，还能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
他曾以为自己是能抓住她的，不是她的一些想法，就是她的性命。总有一样是能握在手上的。他近乎笃定地相信着，然后屡屡遭受了挫败，且丝毫没有从中吸取过教训。现在报应来了。她消失了，甚至没有打过一声招呼。而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握住她。只是她给了他这样的错觉。仅此而已。
还剩一种可能。他不愿去想，它却止不住往他的脑袋里钻。
她很可能——说不定，已经死了。在他不知道的某个时候、某个地方，死了。
尾形在烟盒里寻找下一根烟，摸了个空。他已抽完了剩在里面的四条烟。他将纸盒揉成一团，对着墙缝摁灭烟头，站起身。可能是坐得久了，也可能是烟草摄入过量，他的脚步多了一点虚浮。
接下来的几日，他到过火车站，也去了医院和诊所。结果是一致的一无所获。花街那边，掮客、乃至他先前召过的其他或与若竹相识的艺伎，一概以“不清楚”“病假”作答；问及是什么病、病多久了，只闪烁其词，给不出个准话。至于那个与若竹相熟的小舞子，还没问几句，她竟先哭出来了，抽抽噎噎地满口“不知道”“请别再为难我了”，烦得尾形转身就走。他还没闲到能把时间浪费在哭哭啼啼的小姑娘身上。
他其实也料到了，从花街入手，很可能探不出个所以然。行规如此，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很多见不得光的事自己人说说就罢。轮到外人，便会空前地团结，像一大块吸纳所有声音、却不吐出一声半响的棉花。违背规则的人会被逐出圈子，他们深谙这种家庭游戏的残酷。连接他们的根本不是什么亲爱关系，只有利益和为数不多的身家。
但他没法不问。即便明知会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他也不得不问。他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