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太阳怕是要打倒了噻，有些猪儿虫竟然还有这么早起床的一天。”
蔡岛嘉笑了笑，没理会她怒气冲冲的嘲讽。
“没办法，好多天没出车了，要去上班挣饭钱啊。”他说。
吃完早餐，他来到前院，坐上黄色出租车，驶出了大院。八里村的空气永远那么闷热，永远有一股不知何处传来的下水道臭味，蔡岛嘉把车开出自建楼，潮湿的笑意随即沉了下去。
黄色出租车像水一样汇入车海，蔡岛嘉焦躁地等待前方红灯变绿，手指不耐烦地敲击着方向盘，被他按下的计价表已经许久都没有抬起来过了。一辆老旧的巡逻车从对面驶来，与他擦身而过。
戚迪坐在车上，刚打完一个电话，他一边连连道谢，一边调转方向，一脚油门开向城市边缘。
周围的建筑越来越矮，广告牌从“手机分期”“喜迎奥运”换成了“回收废铁”“砂石运输”。路面也跟着变了，沥青变成水泥路，坑洼一片，车轮一颠一颠，像在提醒他已经离开了“江都”这两个字好看的部分。
再往前，是大片空下来的地——没盖完的厂房骨架，杂草长到半人高的荒地，一条发黄的小河贴在土坡边打着弯，河面上飘着塑料袋，太阳一晒，味道发闷。
省二监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
先入眼的是那堵墙：一整圈水泥围墙，比两层小楼还高，墙顶一圈盘着银白色的铁刺线，太阳一照，冷光一节节闪，像鱼鳞。墙身没有一点装饰，全是死板的浅灰。
墙角有岗楼，水泥方盒子，四面是窄窗，窗框里挂着防弹玻璃，玻璃反光，看不清里面的人。离得近了，能看到岗楼外沿装着探照灯，日头正硬，也没开，可就是那种灯，让人本能想把身体缩小一些。
正门在一段内凹的墙面上，修得像机关单位的大门，但里面的待遇却与机关截然不同。厚重的深绿色卷闸式钢门合得死死的，只留中间一扇小门供人出入。小门上头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写着它的大名——但人们还是更常称呼它为“省二监”，或者“城北监狱”。
门口的地带画着一片黄色斜线禁停区，线被来回碾得发白，中间只站着一个穿深色制服的武警，他没有动，只有目光随着每一辆靠近的车挪一下。
戚迪把速度放慢，在武警靠近的时候，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告知了来意。对方打了个内部电话，确认无误后，点头放行。
他今天是来看田永的。
在看完了所有案件相关的资料后，他决定亲自来见一见当事人。当然，其中又少不了梁芸的帮忙。
事成之后，他一定要请她吃宵夜。他再次想到。
车开进内院之后，空气中的低气压更明显了。外头还有蝉、还有工地里钢筋碰撞的“当啷”声，但水泥围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只剩安静。那不是自然的安静，是被整理过、筛过的安静。水泥地刷得发白，边角没有一片落叶，没有一根烟头，只有几条画得笔直的停车线，还有地面上褪色的箭头。箭头其实已经掉漆，显出下面粗糙的灰，但看得出来，还是反复被人拿拖把刷过。
戚迪把车停在划定的访客车位。刚踩地，热气就从水泥地面往上反，像有人把吹风机开在脚踝上。他本能想摸烟，但兜里只有一把薄荷糖，他的手指缩了回来，在腰带上蹭了蹭，好像一开始就是想要调整腰带似的。
接待他的是一个值班狱警，三十多岁，不多话，态度也不算热情，只是公式地确认了一遍身份证件、工作证、来访事由，又低头在一本磨得起毛的登记本上抄了几行字。登记本用的黑色圆珠笔，前几页的字迹已经透印到下一页，像常年都在重复这一套。
“手机关机，放这里。”狱警指了指一面铁柜墙，“打火机也要放。”
“不抽烟。”戚迪把手机扔进其中一个开着的空柜子，接过狱警递来的钥匙，亲自锁上。
他们往里走。
从外院到会见区，中间是两道门。第一道是防盗门，黄到发旧的漆面有明显的污痕，都是人推门留下的；第二道是重的金属门，门边焊了合页和厚锁舌，开关的时候会带出一点低沉的震动，像在地下室开卷闸。
进门后是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顶灯是日光管，冷白色，死亮，没有一处阴影，照得人皮肤颜色立刻变得发灰。
走廊尽头是一间会见室。
狱警推开门的时候，说：“十五分钟。”
戚迪点头。
会见室不大，比派出所的普通询问室还小半圈，长方形。房间被一道半身高的金属栏杆硬生生分成两半，栏杆上焊了透明的厚有机玻璃板，玻璃已经被抹得起了细雾状的划痕，正对的位置开着一块巴掌大小的镂空，方便说话。
栏杆这边是两把固定在地上的金属椅，腿上直接打了膨胀螺丝；对面是一张同样焊死的金属长凳，靠墙，墙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黑头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