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这么多，我们不是说一定要用运动式的治理，通过暴力手段一次性地解决所有宗教信仰。我们在认识到宗教的本质的同时，也要清楚宗教是一定条件下自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传统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就会渐渐缩小。”周总理在政务院有关宗教问题的讨论会上为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奠定基调，“我们国家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发展。新中国的宗教组织必须随着时代的脚步改变自己，否则的话就是顽固的反动派，是要被人民民主专政消灭的对象。”
后世的宗教发展使得人们发现自己原本对宗教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虽然新中国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贫困地区也逐渐减少，但是宗教在中国境内的发展并没有停止，而是跟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改变自己，顽强地生存着。在21世纪的时候，新中国国内的信教团体竟逐渐有了年轻化，并向高收入人群扩散的趋势，这和之前的宗教只会在贫穷地区强势的印象大不相同。
这其中自然有着文化入侵和其他的各种境外因素作祟，但是宗教确实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造自身，使自身更加适应日新月异的人类社会。
“在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方面，我们还有迫在眉睫的任务，那就是将宗教组织和境外势力的联系切断，不能让境外势力通过宗教组织影响新中国的社会建设。”周总理面前的人除了政务院相关部门的干部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宗教组织代表。
这些宗教代表在听了周总理的论述之后有喜有忧，虽然早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周总理就召集国内的基督教代表人物，在全中国展开宗教的“三自运动”，驱逐了原本在中国基督教会中有很大权利的外国神父，但是今天的会议明显证明我党对宗教的态度是会更加严格的。后世本土宗教教会和境外宗教机构相互勾结的行为引起了中央的警惕，毕竟现在的中央还没能见识到极端宗教组织的强大破坏性。既定的宗教政策既不会像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一样追求以暴力方式彻底消灭宗教，也不会放任宗教在中国境内随意扩散。
中央对宗教政策的看法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将中国境内的宗教组织同外国势力剥离开来，并对它们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在超长远规划上尽量以彻底消灭宗教的存在为目标，但是短期内先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宗教的存在。这些政策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佛教和道教本身并没有像闪米特宗教一样太强的扩张性，而是强调信徒对自身的思想管理。
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的主要受众就是那些在过去一百多年时间里生活方式逐渐西化的富裕家庭，包括当时最显赫的蒋光头一家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信洋教在那段时间里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教会利用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和自己的西方势力背景，在中国境内进行大肆扩张。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解放军接二连三的对外战功，可以预见信洋教这种行为不仅不会代表任何“身世显赫”的意味，甚至会和落后无知联系在一起。
根基不稳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在脱离了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的情况下，事实上很难维持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这两种宗教在中央的眼中，并不比扩张性弱的佛教和道教要麻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限制他们的传教行为。
“人民政府关于宗教的政策中有些部分会和之前协商通过的有些不太一样，主要是在传教限制和宗教捐献这方面做出改变。”周总理一本正经地和面前的干部与代表们讲解新政策，政府对传教新增了大量的限制，比起原历史上也更加注重执行层面。
新的宗教政策将规定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只能在规定的宗教场所传教，而且这类宗教场所的密度也被严格限制。传教场所不能设置在明显的公众区域，更不能向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公开，政府机关将会设置专门的监督人员驻守宗教机构，防止非法传教行为。
“传教行为仅限于人对人的对话，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印刷带有传教作用的印刷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生产或委托生产带有传教性质的生活用品，禁止任何宗教组织在进行志愿社会活动的同时宣传宗教......”周总理拿出一份新的清单，向会议室里脸色愈发苍白的宗教代表们进行宣读。
现代宗教作为一种压迫和剥削的工的具，大多数宗教的神职人员本身并没有什么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看中的无非是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