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在美国时，常见到李先生的印度师兄。他是我的系主任，又是我的导师。所以严格的讲，他既是我师父，李先生就是我师叔，线条就是我师婶。我和李先生称兄道弟，已是乱了辈分，何况我还对李先生说：线条原该是我老婆。不过在美国可不讲究这个。我早把导师的名字忘了，而且从来就没记住。他的名字着实难念，第一次去见他，我在他办公室外看了半天牌子，然后进去说：老师，您的名字我会拼了，能教教我怎么念吗？每回去见他，都要请他教我念名字，到现在也不会念。好在我根本不认他是我师父这样线条也不是我的师婶。
我不认这位印度师父，还因为他实在古怪，和你说着话，忽然就会入定，叫也叫不醒。上课时讲科学，下了课聚一帮老美念喇嘛教的经，还老让别人摸他的脑袋，因为达赖喇嘛给他摸过项。虽然这么胡闹，学校还是拿他当宝贝。这是因为人家出过有名的书。照我看他书出得越多，就越可疑。李先生疑他和龟头血肿有关系，不是没有道理。
李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大陆的遭遇，最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干校挨老农民的打。当时人家叫他去守夜，特别关照说，附近的农民老来偷粪，如果遇上了，一定要扭住，看看谁在干这不屙而获的事。李先生坚决执行，结果在腰上挨了一扁担，几乎打瘫痪了。事后想起来，这件事好不古怪。堂堂一个doctor，居然会为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居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
八
后来我离开了云南，到京郊插队，这时还是经常想起贺先生。他刚死的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在食堂背后煤堆上聚了几回，讨论贺先生直了的事。有人认为，贺先生是直了以后跳下来的。有人认为，他是在半空中直的。还有人认为，他是脑袋撞地撞直了的。我持第二种意见。
我以为贺先生在半空中，一定感到自己像一颗飞机上落下来的炸弹。耳畔风声呼呼，地面逐渐接近，心脏狂跳不止，那落地的“砰”的一声，已经在心里响过了。贺先生既然要死，那么他一定把一切都想过了。他一定能体会到死亡的惨烈，也一定能体会死去时那种空前绝后的快感。
我在京郊插队时，我们家从干校回来过一次。和贺先生关过一个小屋的刘老先生也从干校回来，住在我家隔壁。我问刘老先生，贺先生有何遗言，刘老先生说，贺先生死时我不在呀，上厕所去了。要是在，还不拉住他？到了贺先生跳下去以后，脑子都撞了出来，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遗言。故尔贺先生死前在想些什么后来就无法考证，也就设法知道，他为什么直了。
贺先生死那天晚上，半夜两点钟，我又从床上起来，到贺先生死掉的地方去。我知道我们院里有很多野猫，常在夏夜里叫春，老松树上还常落着些乌鸦，常在黄昏时哇哇地叫；所以我想，这时肯定有些动物在享用贺先生的脑子。想到这些事我就睡不着，睡不着就要手淫，手淫伤身体。所以我走了出去。转过了一个楼角，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一副景象几乎把我的苦胆吓破。只见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支蜡烛。蜡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粉笔圈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的，好像要跑出来。在烛光一侧，蹲着一个巨大的身影，这整个场面好像是有人在行巫术，要把贺先生救活，后来别人说王二胆子大，都是二三十岁以后的事。十七岁时胆力未坚，遭这一吓，差点转身就跑。
我之所以没有跑掉，是因为听见有人说：小同学，你要过路吗？过来吧。小心一点，别踩了。我仔细一看，蜡烛光摇晃，是风吹的；对面的人影大，是烛光从底下照的。粉笔圈是白天警察照相时画的。贺先生的脑子一点也没动。因此我胆子也大了，慢慢走过去。对面的人有四十多岁，是贺先生的大儿子。他不住院里，有点面生，但是认识。他披了一件棉大衣，脚下放了一只手提包，敞着拉锁。包里全是蜡烛。我问他：白天怎么没看见你？他不说话，掏出烟来吸。手哆里哆嗦，点不着火。我接过火柴，给他点上了烟。然后在他身边蹲下，说：我和贺先生下过棋。他还是不说话。后来我说：已经验过尸啦。他忽然说道：小同学，你不知道。根本投验过。根本没仔细验过。说着说着忽然噎住。然后他说：小同学，你走吧。
我慢慢走回家去，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但有星光。对于我这样在那些年里走惯夜路的人来说，这点亮足够了。我在想，贺先生家里的人到底想怎样？反正贺先生死了，再也活不了。但是想到贺先生家里那些人，我就觉得很伤心。
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