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长成一条大汉。今天我又上路，好像又要抢什么头名，到一个更宏观的世界里去长大几亿倍。假如从宏观角度来看，眼前这世界真是一个授精的场所，我这么做也许不无道理，但是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就算真是如此，能不能中选为下一次生长的种子和追名求利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在许由那张臭烘烘的床上躺下时，我还在想：我真需要把这件事想明白，这要花很多时间，眼前没有功夫，也许要到我老了之后。总之，是在我死之前。

    

    

    《似水流年》

    

    王二年表：

    一九五○年出生。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住在矿院，是一名中学生，目睹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和李先生龟头血肿。 一九六八年，和许由在地下室造炸药玩，出了事故，大倒其霉。先被专政，后被捕，挨了很多揍。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被释放。到云南插队。认识陈清杨。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在京郊插队。与小转铃交好。与刘先生结识，刘老先生死。后来上调回城，在街道厂当工人。

    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一年，上大学。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毕业，三十而立。与二妞子结婚。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年，与旧情人线条重逢，很惊讶地发现她己嫁了李先生。出国读学位。丧父。离婚。回国。

    一九九○年，四十岁。

    

    

    一

    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小转铃有时来看我，有时怄了气，十几天都不露面。如今我基本上算是一个单身汉。

    

    我住的是我父亲的房子，而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终于调进矿院来，在我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教书。住在我家对面的是我的顶头上司李先生。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叫线条。线条在“文化革命”里很疯，很早就跑出来，和男孩子玩。现在提这些 事不大应该，但是我想，线条不会见我的怪。因为她就是和我玩的。也可以说，我们俩是老情人。

    

    至于李先生，更不会见怪，因为他不在乎这些事。除此之外，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好。他从海外回大陆，第一个能叫上名字的人就是我。他还是个不善交际的人，直到现在，除了夫人之外，也就是和我能聊聊。我不知他在国外的情况，反正在中国，能说说心事的，也就是一个线条，一个王二。这实在不算多。用李先生的话说，别人和他没有缘。我也把李先生当个朋友。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这是我的一贯作风。由这一点你也可猜出，我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少。

    

    我现在没有几个朋友了。许由找了个出国劳务的话，到中东去修公路。陈清扬见不着。小转铃说，我对线条旧情不断，还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简直是个醋葫芦。我爱上了李先生老婆。李先生不知道，还说我和他有缘。该着做朋友。

    

    李先生说，和我有缘，这种缘分起源于二十三年前一个冬日的早上。那时我是十七岁一个中学生，个子像现在一样高，比今天瘦很多，像竹竿一样。头上戴狗皮帽，身穿蓝制服罩棉袄，脚下穿大头皮鞋，这身打扮在当时很一般。我身上的衣服不大干净，这在当时也很一般。我那顶帽子是朋友送的，而他也不是好来的，不是偷来就是抢来的，这在当时也很一般。当年的中学生，只要不是身体单薄性情懦弱，有谁没干过几件坏事，抢几顶帽子实在一般我就这个样子走到矿院的大操场上去看大字报。在六七年大字报已没有了轰动效应，但是还有不少东西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