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心情过于压抑的缘故，我觉得我的房间里总像梅雨季节的天际，被层层乌云笼罩着，显得特阴森特可怕。夜里，我也不开灯，街上的光投射到屋里，给家具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如果这样颓废下去，我就完蛋了。我想下地走走，活动活动。我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可就在我刚刚站稳的一瞬间，浑身瘫软，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仿佛我可以被风一直吹到遥远的苍穹。我在卫生间的落地镜前照了照，里边的人蓬头垢面，简直惨不忍睹。我不得不劝自己：哥们儿，不要再自寻烦恼了，不要让绝望的情绪破坏你的理智了，既然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你就要敢于面对，上帝会赐给你希望和慰藉的。
我到阳台上，极目远眺，街的两端景物尽收眼底，一阵阵的和风拂动着我的前额，痒痒的。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已经与世隔绝很久了。凝望着西下的夕阳，我嘱咐自己一定要珍惜自己才对，如果此时此刻让我把整个世界的分量掂一掂的话，我觉得我的分量比世界还重。
终于有一天，我走出我的房间，我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我没有任何目标，我只想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随便走走，散散心。像每一个企求摆脱困境的人通常所做的那样，于是，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
我到了泰山，到了曲阜，最后到了上海。
在独自一人逛外滩的时候，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阳光明媚，我想起我曾对罗素说过的一句话：“你和早霞在我的心中是一样美丽。”当时，虽然罗素口口声声地说肉麻，可是白净而娇嫩的脸蛋上还是泛起桃花一样的红晕……我觉得我简直不可救药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我和罗素共同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一边骂自己病态，一边竭尽所能地要把罗素忘却，忘得越干净越好，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一件事。
我跟一个流浪汉一样，两手揣在裤兜里，哼着印度的《拉兹之歌》，漫步在南京路上。更多的时间，我都是泡在大大小小的酒吧和咖啡馆里。那几天，我几乎光顾了上海所有的酒吧和咖啡馆，喝了许多可口的或不可口的咖啡，听了许多好听或不好听的歌，认识了许多有趣或没有趣的本帮人，直到感觉很累了，便什么都不想了。
就这样，在歌声、奏乐声和纵酒狂欢声的交织下，我真的成功地把罗素和柳彬忘掉了，包括对他们的所有记忆。
埃及作家马哈福兹说：情感的烈火是无法用水来浇灭的，只有用同样的烈火，或者用比火更炽热的感情才能使它熄灭。我以事实证明，他的论调是荒谬的，情感的烈火也可以用咖啡和鸡尾酒来熄灭。当我回到我的书店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顾客发现我刚刚历经了一场感情危机——营业时，我就跟所有的书店老板一样，殷勤地招呼顾客，有说有笑地给他们推荐聂绀弩、师陀和路翎，这些都是刚上架的书；打烊以后，我就默默地把翻乱了的书重新码齐，一边计划着明天打电话进货的事，一边将破损得太厉害的书修补好……生活渐渐趋于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我甚至都开始考虑继续写我的那本《贩书偶记》了。
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迷上了拉二胡，跟人家学了一阵子竟也能勉强拉一两首惆怅的曲子。另外，我又雇了一个店员，一个学图书馆专业的大三学生，他说他喜欢旅游，他给我打工，是为了攒钱寒假去西藏考察。我很信赖他，因为他也是个爱书的人。每周有两天的时间，我是不去店里的，而是到老年俱乐部去学拉二胡，跟着一群离休老干部和退休老工人做伴，现在我已经能够拉那首十分伤感的《江河水》了。
我很少再与朋友往来，但也没有什么孤独感，绝对没有，心里反而还有一种类似愉悦的感觉，说实话，我不知怎么来形容这种感觉，也许这就是恬淡和平庸吧？
我没想到甜妞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我们都显得有些拘谨不安，相对注视着，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样僵持了很久，甜妞突然扑哧一声笑了，我也随之笑了起来，难堪的局面才算被打破。甜妞丰满了，也白了，总之跟以前不大一样了。“难道我们已经生疏到这种地步了吗？”甜妞问，虽然她的脸上挂着微笑，但是声音里饱含着凄凉。“因为你是稀客呗。”我尽可能用调侃的语气说，以使我们感到轻松一点。
应甜妞的要求，我为她调了一杯鸡尾酒，我敢说，这是我调得最仔细最认真味道也是最棒的一杯鸡尾酒。
她说她已经调回来工作了，在纺织工学院教书。我耳朵听着她说，眼睛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