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起这么早跑到北京来，就是为吃这碗馄饨吗？”

    

    “虽然都是馄饨，但这里的馄饨更多些沧桑，味道可能跟别家的差不多，意趣却迥然不同。”我给她解释说。其实，我知道我说服不了她，有些事原本就不是用语言可以说清楚的，所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那意趣，许佩祈懂，我懂，而罗素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懂。

    

    今年的国际书展跟往年一样的热闹，进入大厅，我和罗素约定了会合地点，就分头活动了。她喜欢西方的惊悚悬疑小说和时尚类杂志，而我偏爱哈韩的文学书，特艺术特纯的那种文学书，这两类书的展台不在一层楼上。

    

    我找到了韩国馆的展台，这里陈列的大都是韩国小说家和随笔家的选集，我也曾学过鲜语和日语，不过，没学会，但并不妨我对哈韩文学的偏爱。在韩国小说家当中，我最欣赏的是金东仁，读过他的小说的中译本。那个韩国出版商见我知道金东仁，显然喜出望外，就超热情地跟我攀谈起来，他说汉语有点儿口吃，好在能听懂。

    

    我希望展览结束之后，能把展品中的金东仁和与金东仁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转让给我，韩国出版商说没问题，即使这些展品举办方另有安排的话，他也会从国内给我寄的，然后，就通报姓名交换通讯地址什么的。

    

    转一圈，在筑摩书房的展台，我又跟日本人订了一套《太宰治全集》，这也是我渴望已久的一套书。我觉得我不虚此行，我也很为许佩祈没来而惋惜，我甚至赌气地想：回去以后我要添油加醋跟老头儿吹嘘一番，好好气气他，谁让他不跟我来的！

    

    我在楼梯口碰见几张熟悉的面孔，几张我常在我的书店里遇到的面孔，都是六十来岁的样子，胡子和头发都还很黑，反衬得脸色异乎寻常的苍白。我们停下来聊了几句，他们从事什么行当的都有，近两年迷上了藏书，大都以收藏抗战时期的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文学作品为主。

    

    越聊越投机，他们提议去吸烟室坐一坐，我们各自点上一支烟，他们说他藏书纯粹从兴趣出发，不像一些所谓的红学家和鲁迅研究家那样，就吃的是这碗饭。他们都说他们看不起那些人——那是一群寄生虫。

    

    我说，“我也看不起那些人，我觉得您用寄生虫来形容他们挺恰当的。”其中一个谦逊地说，“信口开河，信口开河而已。”我从他们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许佩祈的影子，他们有点儿相像，而且不仅仅是年龄。

    

    他们说他是“油纸伞书坊”的常客，遗憾的是，那里的解放区文学实在少得可怜，京派海派的作品却很完备。我承认，情况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