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构思什么故事呢？”罗素看我走神，就用胳膊肘捅捅我。她的脸色已经由阴转晴，明朗得像人间四月天，根本看不出刚才她还拿石子或易拉罐出气呢。我不得不承认，她有很好的心理调节功能，而且，好像她刚刚还补过妆。“快去吧，那边有位中学教师要跟你谈谈邵洵美。”
“好的，就来就来。”我离开我的那把晚清红木八仙椅，起身迎了过去，透着那么一股子生意人的热情和一见如故，心里却骂道：谈什么邵洵美，谈你个头！
中学教师说他很喜欢邵洵美的诗，喜欢他的彻底唯美。他说他的，给他个耳朵就是了，反正我对那个姓邵的没兴趣，倒是对他的那个美国太太充满了好奇：她跟邵洵美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写了一本《我的中国丈夫》，居然挺畅销，以后再嫁了一个英国人，又写了一本《我的英国丈夫》，也挺畅销。我想，如果她要嫁给本·拉登，写一本《我的阿富汗丈夫》，一定会更畅销。
陪中学教师足足聊了两个钟头，他才买了两本书，似乎有点儿不划算，赔了，但并不妨碍我笑容满面地送他出门，笑容满面地与他道别，这也是职业道德之一种。罗素一脸坏笑地递给我一杯水，“渴了吧，喝水，说了这么多的话。”我指指刚出门的那位说，“该喝水的是他，不是我。”
“假如你是卖壮阳药的，保管用不着废这么多的话了。”罗素悄声说道。
我见店里的顾客挺多，想说的一句放肆的话就咽了下去。也许是因为周末，逛书店的人比平时踊跃，时时有人进来，也时时有人出去。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鹦鹉突然嚷嚷了这么一句，大伙都愣了，一个雅贼吓得丢下掖进袖管里的书，拔腿就跑。我看罗素开心的样子，知道是她背着我教给鹦鹉的，罗素说，“小家伙真聪明，我只驯了它一个礼拜，就会了。”罗素真没白费工夫，如今鹦鹉只要看见有人往怀里袖管里或裤兜里夹带书，就会说话。以后我们干脆管鹦鹉叫保安算了。
那天上午，汉奸打电话给我，说他的老板也就是叫池田的那个要来书店转转。来就来吧，又不是天皇陛下驾临，用不着铺红地毯夹道欢迎。腻味他，就把手机关掉了。我不否认，有时候我挺讨厌汉奸的，觉得他是在复制周佛海们的一段历史，结局必是悲剧。
池田倒是有涵养得多，很低调地笑着，是挂在嘴角若隐若现的那种。他已经不年轻了。汉奸介绍说，我是他的哥们儿，要什么书尽管说。我注意到汉奸的女朋友“小鸟依人”也跟在后面。池田背着手绕着书店转一遭，频频点头，用纯熟的汉语说，“很好，很有个性。”汉奸就冲我眨眨眼，似乎比我还得意。我却觉得池田身上的古龙水的味道太浓，闻多了，会跟古龙笔下的楚留香一样，鼻子不通气。
我发现池田对我书店里的小摆设甚至比对我书店里的书更有兴致：包括民国年间的贝雕屏风，民国年间的檀木茶几和民国年间的烤瓷台灯……即使要看看书，也不亲自动手去取，而是让汉奸给他拿，拿来的书他都要用嘴吹吹，唯恐上面粘有Sars病毒，特他妈的病态。
“听说您对现代中国小说颇有研究？”池田客气地问道。
“哪里，应该说我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封面颇有研究。”我比池田更客气地回答。
我对日本人素无好感。我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给我讲抗日的故事。那时候，她是个堡垒户，八路军伤兵总在她那养伤。所以，池田叫汉奸来问我，有没有出让书店的意思，听说他要把这家书店囫囵个地搬到他的书房里，我就愤怒了，愤怒到极点，不是在愤怒中爆发，就是在愤怒中死亡，反正是一回事。我对汉奸说，让他玩蛋去。汉奸说，别这样，买卖不成仁义在。汉奸的女朋友“小鸟依人”也说，正好敲他一笔，他有钱。我失控似的说，我不缺钱。
汉奸就不敢再说什么了，拍拍我的肩，赔着笑脸跟池田解释去了，解释了半天，池田才大度地摆摆手，很是无所谓的样子。
池田说他大学读的是文学，现在仍疯狂地看小说，怕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汉奸和他的“小鸟依人”就拼命地点头。我坐在我常坐的那把八仙椅上，默默无语地看着他们，尽管我知道他的话是说给我听的。可是，当我发现他正要去翻巴金的《火》三部曲时，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那是抗日的。”
池田仿佛烫着了似的，手一哆嗦，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