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鹤的声音有些嘶哑。我心里有一个判断没有说出来，即兄长这次归来一定负有重要使命。自从北方支部主盟过世，他就接手了绝大部分事务，如今有可能已经成为主盟。我每想到此就有忍不住的讶异，不知徐竟单薄的身躯该怎样承受这样的沉重。更多的还是忧心，因为每个月都有革命党人被处死的消息传来。我问：“徐竟现在已经是‘主盟’了吧？”王保鹤没有正面回应，只说：“他回来的事切不可张扬。”
接下去我们谈到了新学、教会和医院。我想知道新学与教会学校的分野何在，二者是否殊途同归。王保鹤说究其实质还是不同的，那所学校完全是洋化教育，而我们的新学只是吸纳当今世界新知，仍以国学为本：“这其中尚有‘体’‘用’之别。中华文明只需改良而非革除。一族之未来只在于民众之品质，而非物质之囤积。当务之急是兴学，是开启民智。”
我一直困惑的是，先生既然固守教化的理念，厌恶暴力，为什么又会加入北方支部？或许面对守旧与革新，他最终选择的也只能是后者，只是反对过于峻急而已。
王保鹤关注季府的另一位老友：康永德。我告诉此君在父亲过世后已极少进门，大概只倾心于养生术，所以现在对季府的兴趣早就淡漠了。王保鹤说不然，此人对养生术固然专注，不过更大的心思还是用在别处，“你见过他的儿子康非吗？”我点点头：当年康永德总把儿子领在身边的。王保鹤抬起头：“这个康非已经是驻守西城的协领，手里有了一支新军，是青州方面倚重的人。这个年轻人极残忍，去年在城郊吊死村民的就是他。”
我回忆小时候见过的康非：皮肤白皙，寡言少语，一双眼睛乌亮。想不到转眼之间，这个来往于季府的少年已成为可怕的鹰犬。我说：“他们父子都见过徐竟小时候。”王保鹤点头：“你兄弟的安危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啊。这事千万不可轻心……”
王保鹤离开后，我心里更多的还是欣悦。一想到不久即能与兄长在一起就有忍不住的兴奋，料定他会为季府死寂的日子、为我匆忙紊乱的心绪增添许多安定和快乐。只有一个担心、一个令自己战栗的猜度，没有对王保鹤说破：徐竞这次归来或许就为了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这座城市之前已有过零星战事，如兵营哗变之类。一些令人心悸的消息传来传去，似乎早就预示了一场不可躲避的风暴，而兄长的出现必定与此有关。
2
原以为徐竞很快就会出现在季府，可拖了许久还是不见人影。长期以来他一直与那个大统领在一起，作为那个人的紧密追随者，自东瀛发起同盟会至今，把全部精力与时间都贡献在那个遥无尽头的事业上。父亲生前对他们既钦佩又惶惑，评价他和他的朋友只用两个字来概括：“起义”。父亲晚年甚至有些迷茫，对王保鹤说：“我有一个伟大的‘起义’朋友，他领走了我的儿子。”我至今记得他说这话时脸上是疑虑和痛惜的表情。
徐竟迟迟没有归来。我自王保鹤传递消息的那一刻起就在等待，以至于无心做任何事情，甚至停止了与朱兰的缠绵。我白天叮嘱管家打扫整理一处安静宜居同时又不太引人注意的房间，并细细计划与此有关的诸多环节。晚上我长时间站在顶楼看着满城灯火，似乎日夜盼望的那个人随时都会从这点点灯火中踱出。朱兰住在了楼下，那是二十多天前启用的房间，宽敞静谧，洋溢着沁人心脾的香气。这一段她几乎不再独自安眠了，在长时间的耳鬓厮磨中开始妥协，似乎默认了这样一种理念：我所专注的修持已经来到一个最为紧要的关口，或失败或成功，一切全赖于她。
“我以为老爷是不会成功的，起码这样不会。”朱兰的神气有些无奈。我问为什么，“因为太用力了。”我没有回应，心口被撞得生疼。是的，她说出了整个事情的症结所在。可我没有任何办法稍稍改变什么，因为自己是这样地沉迷于她。这当然谈不上从容自如的“平常心”，而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的燃烧。我们每一次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在明天，渐渐成了一个遥远的许诺。我们都眼巴巴地等着这场爱火的熄灭，可一天又一天挨下去，一切不仅没有完结的征兆，而是变得更加炽烈了。
不过在等待兄长的日子里，事情好像发生了一点点变化：我有几次竟然耽搁了下楼，只在自己的屋子里阅读或徘徊，有时和衣而卧，一直到半上午才醒来。我还有许多时间和管家在一起，没完没了地商量一些具体事项。我即便不提到兄长的名字，脑海里也尽是与他有关的事情。我和朱兰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有时还会匆匆分开：突然想到了兄长，于是就坐在那儿发怔，然后慢慢穿好衣服。朱兰却因此而高兴起来，为我准备夜宵，一边摆着碗碟一边说：“瞧瞧吧，我们总算能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