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新一军奔赴东北，军长孙立人兼任东北第4绥靖区司令官，李鸿以38师师长兼任吉林城防司令。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和第一兵团直属部队死守长春，李鸿以新七军军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1948年10月17日，李鸿因患伤寒，部队由副军长史锐指挥。18日夜，在大势已去的绝境中，史锐和参谋长龙国钧率部向解放军投诚，李鸿被送到哈尔滨，经治疗，伤寒症痊愈。1949年秋，李鸿回湖南老家，住在长沙，平时沉默寡言，不谈时势，不论政治（当时长沙已解放）。
1949年12月，先赴台湾的孙立人派人潜入大陆，要李鸿归队，李便约了陈鸣人（原新38师师长）、彭克立（原新38师副师长）、曾长云等十几个孙立人的老部属一同前往。1952年2月，这些反共之志未混，报效之心犹盛的老顽固们历尽艰险，辗转抵台。孙立人闻讯大喜，专门设宴接风。不久，刚复职“总统”的老蒋在官邸召见李鸿等，对其率同僚属“万里跋涉，间关归来，深为嘉许，语多慰勉”，并且当场端出两个职务来供李鸿挑选：一是出任“成功军”军长；二是出任中央军校校长。对老蒋的“垂青”，李鸿十分感激，但左等右等不见下文，随后便有了所谓李鸿“共嫌案”，涉及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十几个一块从大陆来台湾的同僚，均被毛人凤一网兜尽，虽有拷讯连连，却众口一辞，声称：“只为拥护领袖，冒死而来”，最后以“共嫌”案成立，李鸿被判25年徒刑。
1975年老蒋去世，李鸿刑满开释，垂垂老矣，不久，中风瘫痪，长期卧榻。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7个月后，李鸿也赴黄泉，旧属袍泽、同窗故友在屏东为他“送行”，忆及当年“冤狱”，愤愤不平，跃然于字里行间，其中有一幅挽联倾吐极为淋漓，把老蒋、小蒋、阿毛全都骂了进去。挽联云：
格老子啊，你坐牢，我坐牢，统统坐牢。皇上喜欢哪！
龟儿子呀，老归阴，少归阴，个个归阴。天下太平啰！
当然，相比其他，收拾孙立人还是整个过程中的重头戏。当时，孙立人在军队中拉帮结派的行为已经暴露，郭廷亮又“受命”进行发难串联，引动20多人向当局告密。于是毛人凤接到小蒋的指示，迅速采取行动，一边让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在台北秘密逮捕郭廷亮，一边亲自指挥对各部队中“联络员”的围捕，一共抓了300多人，最后立案有罪者100多人。
常言道：伏虎容易纵虎难。一场涉及几百名少壮军官的大逮捕，总该对外界有个“像样”的交代吧。如果说是台岛的“西安事变”，美国人会出面干预，弄不好孙立人还可逃脱制裁；如果说是阴谋政变，震荡太大，势必会引起岛内海外对台湾政局稳定与否的猜测，而且由此牵带出孙立人搞的意见书、改革方案，其中涉及到制止腐败的内容，肯定会博得方方面面的同情和支持，“负面”效应实在是太大了。为此，老蒋心事重重，最后选择了以“共谍案”连累孙立人的方式，平稳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如此工于心计的老谋深算，究竟发端于何人？根据现有的资料，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整个“孙立人”事件的关键——“郭廷亮匪谍案”是毛人凤一手罗织的。为此，毛人凤软硬兼施，多次找郭廷亮密谈，要郭顾全大局，承认自己是“共谍”，最后擒得郭廷亮臣服。
“郭廷亮匪谍案”成立后，由军事法庭判郭为死刑。当天，总统出面核减为无期徒刑，一直关在原保密局的看守所内。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湾当局对所有的在押犯实施减刑，郭廷亮由无期徒刑减为15年有期徒刑（其时，郭已服刑20年），获得释放。但情报局出于特殊的考虑，没有让他出狱回家，而是直接押送到绿岛，以“分配工作”的名义延长监禁。到了1988年小蒋去世，不久孙立人又恢复自由时，郭廷亮才通过传媒，公开发表了以前写给张群和蒋经国的“陈情书”，接着又分别于1991年11月17日和11月25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以及“总统”李登辉的“陈情书”，详细地披露了罗织此案的内情，其间毛人凤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
据郭廷亮陈情：1955年5月25日，他被秘密逮捕后，关在台湾南部的凤山，昼夜接受拷打，“在身心完全崩溃及非自由意志之下，依照侦讯官们所设计的好险政治阴谋，捏造了许多荒谬而毫无事实根据的口供和自白。”从25日起，他被放到老虎凳上，直到6月4日放下来，已“奄奄一息”，“躺在地上作生死的挣扎。6月20日，特工人员突然改变审讯方式，开始要求他“扮演匪谍自首”。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