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根据公安部门提供的确凿证据下令破案，当天，李安东、山口隆一被捕，在他们的住宅里搜出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一门，炮弹若干，以及手枪、剧毒药物、情报底稿等等。1951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乱案》为题，发布了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已执行枪决的消息。于是毛人凤第一个配合“韩战”、迎接战略转变的“杰作”未立先折。
总体游击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紧接着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战略上开始变困守为出击，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于是保密局的潜伏武装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内应，毛人凤冠之以美名曰“大陆总体游击战”。何谓：“总体”？说白了也就是大面积、全方位，强调一个广度，突出二个力度。然而，实行起来，唱的不如想的，做的不如唱的，一方面是因为大陆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显示力量”的过程中损失惨重，到了1950年底，毛人凤手里剩的“王牌”（指潜伏武装）只剩三张了。
第一张是周迅予部。1949年12月，毛人凤在成都组建过6个反共救国军纵队。第一纵队胎死腹中，司令何龙庆在成都失守前，脚底抹油，率先逃跑了；第三纵队散沙一盘，司令罗国熙突然去向不明；其他如曾晴初、杨超群、刘崇朴等几个“司令”相继挑出白旗，向人民政府自首，队伍跟着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周迅予，赶在解放军进成都前，拉着队伍窜进灌县青城山区，后来又与原七十二军傅秉勋残部、原十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何本初等会台，勾结当地藏汉实权人物、土司头人等，逐渐在川西北的清化、茂县、懋功一带形成气候，大本营设在地势险要的懋功。由于那个地方人烟稀少，自然条件恶劣，人民政权的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土匪活动。因此，这班反革命武装也就特别猖狂。他们封锁交通，办理捐税，自立法规，恢复国民党县、区、乡、保各级政权，公开组织和训练部队，扩充编制，把“纵队”的番号升格为“川康反共救国军”，开始以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名义发号施令。王被捕后，再由台湾方面委以“甘肃川边游击根据地第一○一路游击总指挥部”，简称“西南游击一○一路总指挥部”，周迅予任中将总指挥，何本初为中将副总指挥，称霸一方。
这股反革命武装从一开始起就直接听令于毛人凤。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50年3月，解放军成都军管会公安处在成都办了一个政训班，集中大批自首登记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政人员学习，原军统分子、成都警察局外南分局长范白驹也在其中。范和周迅予有金兰之交，当年参加军统，周是介绍人。一个多月来，范经过学习，觉悟有了提高，再加上周迅予的老婆央求范替自己找回丈夫、儿子（周迅予离开成都时，带走了儿子），争取宽大处理。范便只身进山，找到周迅予后，说明来意。周非但不听，还向台湾汇报，称：“范白驹前来诱降，已被软禁。”毛人凤立即回电，严令周“迅速制裁并复”。就这样，范白驹被自己的结拜兄弟杀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勾勒“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蓝图，周迅予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加紧了反共破坏活动。1950年8月，解放军川西军分区兵分三路，进攻磁功，周迅予未做任何像样的抵抗，率万余众逃之夭夭。不久，解放军的主力撤走，留下了三个严重缺员的连队驻守懋功。周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以超过我军将近100倍的兵力围攻县城，经过三天的激战，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懋功失守。当天晚上，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立即向全世界发布消息，内容是由保密局提供的，声称这是“大陆总体游击战”的“辉煌成果”，时为1950年9月20日。
面对反革命武装的猖獗，中共川西军区与西康军区联手抽调两个团的兵力，再度进军憋功，555团由西康宝兴县翻过夹金山直扑匪案，532团经美诺沟长驱而入，于1951年1月底，重新夺回懋功。这一次，周迅予故伎重演，又是未作抵抗撤出县城，在达维附近的一条山沟里设下埋伏，把后到的555团包围起来，激战4天。第五天，532团闻讯赶到，也陷入包围中，才知事先对敌人兵力的估计偏于保守了，最后532团被迫做出放弃懋功的决定，集中全力救出555团。1951年2月6日，周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