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委会关押的人，又不是一个机关逮捕的，为什么偏要稽查处行刑？”毛人凤不予苟同，用劝慰式的口吻命令道：“迅予，这件事是我们自己该办的嘛，你派稽查处特务队杀就是了”。接着，将名册和一笔银元交给周，周在名册上写了“遵办”二字，打电话通知稽查处第二科科长汪道生、特务队大队长王赞荣，叫他们马上来自己家。不一会儿，汪、王两人来了，周时他们说：“毛先生令我们将在押政治犯处决，已批72元犒赏费结行刑人员打牙祭，这件事就交给你们办了。”随后，又一起商定了屠杀的时间、地点、使用的车辆、凶器，以及警戒和后事的处理等具体问题，决定分两次执行，“先杀稽查处关押的，再杀特委会那边的”。
当晚12时，屠杀行动开始，由特委会直属组主任干事吴翰文“监斩”，由稽查处二科科长汪道生带队，将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的中共“川西解放组”成员刘仲宣、云龙、彭代悌等人押至抚琴台王建墓甬道内杀害，云龙在临刑前向同监难友告别，正气凛然地朗声呼道：“我死算不了什么，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会站起来！”12月7日晚，进行第二次屠杀，仍由吴翰文“监斩”，稽查处派中队长唐体尧率行刑队员16名，于深夜11时乘汽车抵达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提人。30多位革命志士被逐一叫出牢房，由武装特务押至开阔地，罗慧开点名核对后，假惺惺地哄骗道：“现因时局紧张，奉命将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说着，特务们便上前捆绑，用棉团捂嘴，布条蒙眼，强行拖拉，扔上刑车。志士中有当场反抗的，被毒打致昏。不到半个小时，“人犯”捉齐，行刑队员每人领到一把雪亮的刺刀，说是“为避免惊动附近的居民，最好用刺刀戮杀。如果不行，再用手枪击毙”。执行的要求是“行动秘密，行动要快，干净利落，不露痕迹”。
半夜12时左右，装满革命志士的刑车沿金河街飞速驶向新西门外十二桥处，距桥西南200米的地方停下，那是一个乱坟坝，残留着一条长50米，宽深各一米的防空壕。这里被设定为刑场，待警戒布妥，机枪架好，屠杀正式开始。那天夜里，西风飒飒，细雨渐浙，鬼魅般的特务每次从车上拉下两个人，交给4个行刑队员，挟持着拖向防空壕，先用刺刀戮杀，仍不断气，再以手枪射击。为了掩盖枪声，两部汽车同时开动引擎，加大油门，马达轰鸣声、喇叭的笛笛声，如狮吼、如狼嗥。即便如此，仍无法完全挡住行刑的声音。于是，车上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奋力挣脱捆绑，撕下嘴里的棉团，用生命赋予的最后力量，高呼口号，脚踢、身撞、牙咬，与特务们展开了搏斗。
就这样，连打斗，带杀戮，行刑队员们往返16次，直至次日凌晨2时半，才全部屠杀完毕。善后的掩埋工作又延续2个多小时，到8日上午5时许。
在这批被杀害的烈士中，有中共党员14人、民盟盟员5人、民革成员3人、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成员6人、其他革命志士7人，他们中有：
中共建党初期的老党员杨伯恺；1926年在万县“九·五”惨案中奋起抗击英帝国主义军舰的民族英雄、老共产党员于渊；1928年参加领导绵竹暴动，打响川西地区红色风暴第一枪的老共产党员王干青；以及长期潜伏敌营、在淮海战役中率部队起义的优秀共产党员晏子良和“川西解放组”成员杜可等五勇士……
幻灭与疯狂
叙述到这里，总觉得应该对毛人凤近乎于疯狂的残暴行为作些议论：这究竟是一反常态呢（指“谦谦君子”与“刽子手”的性格反差）？还是一人千面（指性格的多样性）？究竟是本性使然呢？还是出于无奈？为此，必须再谈一谈毛人凤的“沙蟹”哲学。”毛人凤的“沙蟹哲学是于牌理中演绎出的人生哲学，所谓：“忍、等、狠”三字诀。综观毛人凤在大陆期间的全过程，自跟戴笠以来，到就任保密局局长之前，坚于“忍”，苦于“等”，是他奉行这一哲学的主流方面，“狠”作为彼此呼应的一翼，只是偶露峥嵘，基本没有引起外界太大的注意，所以那个时期，毛人凤的谦谦风范，大获口碑，甚至连戴笠都以为他有“菩萨心肠”。然而，就任保密局局长以来，“忍、等、狠”三昧的主次关系，开始出现变化，“狠”渐入主流，“忍、等”逐步退入末梢，尤其是完全取信于老蒋，并被引为心腹之后，用沈醉的话来说，毛的假仁假义，“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当然是与“忍、等、狠”具备的功能分不开的。“忍”是内涵，体现容让的功夫，祭起它，能避免矛盾，减少麻烦；“等”是窥伺，是以静待变，易于捕捉机会，即便很少，不错过就是成功；“狠”是出击，利于张扬气势，利于树立权威，利于彻底解决问题，不留后患。因此，当毛人凤没有力量时，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