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毛人凤随老蒋撤至成都，一对冤家，重新聚头。这一回，工于心计的毛人凤不打算等“客”上门了，而是甩出一个先逼后劝的招数，让徐志道“甘心”就范。他先让稽查处长周迅予四下里放风，说是要抓徐志道，逼其出逃。徐若顶不住，真准备外逃，事前必向“国防部”领取机票，到时候，毛人凤暗示航检所以“擅离职守”的罪名把徐扣下来。另一方面，又让廖宗泽出面，规劝徐志道审时度势，自己把大印交出来。廖宗泽受命去署袜北街中福公司办事处，在那里找到了徐志道。环顾四周，深为勉力坚持的惨象而感慨：堂堂一个“徐记”保密局，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下办公室副主任陈质平和业务处长黄逸公，一哼一哈，围着个“死神”，除了喘气吃饭，根本就无所公干。廖宗泽一边叹息，一边对徐亮了毛人凤的底，随后又说：
“我们老朋友了，还是怕你出事，这就把大印还给毛先生，不就没事了？”徐志道一脸无奈，却又故作矜持地言道：“我们再研究研究！”接着，便与陈、黄商量，试探地说：“毛先生不就是要这大印吗？我拿着也是祸事，不如交给他。你们以为如何？”说罢，装模作样地想了想，对黄逸公说：“不过，我可不能自己去交，还是麻烦黄处长吧，你和他有交情。
”黄逸公知道这一年已把毛人凤得罪得到了家，巴不得有个“说清楚”的机会，打着哈哈说：“勉为其难吧！”黄逸公答得爽快，暗地里急煞了陈质平，他生怕失去“立功”的机会，便赶在黄逸公前面，跑到东门街见毛人凤，主动揭发了“徐记保密局”交印的打算，顺便也倾倒出许多身不由己的苦衷。毛人凤明白陈的来意，当场摆出宽宏大度的样子说：“这要解释什么？你们跟徐先生，都是我安排的嘛！徐先生对不起团体，跟你有什么关系？”说着挠头作感叹状：
“唉呀，你也来得太晚了，给你安排个什么工作呢？”想了想又说：“我们最后的基地在西康和云南，云南那里安排不下了，你去西康吧，还有一个副站长的缺，委屈你了。”陈质平是戴笠时期的老军统分子，常驻国外，以他的资格，给谈荣章（西康站站长）当副手，确实有点委屈，但以追随徐志道的劣迹论处，毛人凤不记前隙，能够给他一条出路，陈感激不尽，哪里还敢论资排辈！
陈质平走后，毛人凤吩咐秘书任鸿传说：“待会儿黄逸公来送印信，你接待一下，给他一个潜伏组长当当。”任鸿传觉得奇怪。黄逸公原是中共叛徒，又当过局部副处长，基本不符合潜伏条件，怎么还让他当潜伏组长？毛人凤哂然一笑道：“他是善变专家，过去叛变共产党。
后来又出卖我，现在又变了，这种人我还带他去台湾？不过，他既然送印来，总算一功，给他个官做，配部老式电台，再配个发报员，发点黄金给他，叫他去西昌潜伏，能潜伏下来与我们通电报当然好，否则，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其实，毛人凤对黄逸公的安排，不算是个特殊，平时，布置潜伏人员，他就主张把中共方面变节过来的人都留下。在他看来，过去国民党强盛时，个别中共人员叛变，除了要保住性命外，同时也为了升官发财，所以肯真心实意地卖力干。
这两年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强大起来，这些人叛变，仅是怕死，并非肯诚意地跟着国民党干到底，所以对叛徒只有尽可能地利用。今年以来，“毛记”保密局从南京撤到上海，从上海撤到广州，再撤到重庆，叛徒们也跟着跑，到近几个月，重庆麇集了不少这类人物，他们怕共产党跟自己算帐，都奢望“撤退”到台湾去。毛人凤板下脸来下令，全部去于“潜伏”！
局内人不解，说是有“污点”的同志不宜潜伏。毛人凤说，这些人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再说，台湾地方小，去了只会增加负担，留下来却有许多好处。其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他们官做。共产党再抓到他们，一定要算这笔帐，很可能要杀他们，我们就可大肆宣传，我们不杀的人，被共产党杀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的反感。其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涉及到他们的不少亲友。这样，至少要花大量的人力去摸清他们的情况，而我们留下来的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厄运。其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就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作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找他们联系，如果不敢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其四，这些人在替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好，相形之下，他们还会留恋我们。据沈醉所言，毛人凤的这些理论和做法，深得蒋介石的嘉许。因此，黄逸公也难出例外。
第二天，黄逸公果然捧着大印来了。千方百计地跟毛人凤套旧情，还喋喋不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