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护，奔到附近的横街，雇车回到志诚俱乐部，时间约在晚上11时。次日早晨，陈家庆乘火车回广州，并向郑星搓报告执行过程，得奖金三万元港币。后来，陈家庆于1951年4月30日被广东海口市公安局逮捕，对上述事件有详细供词，不久，处以死刑，公审大会上公布了全案的过程。

    

    从郭旭与方仲伯的回忆来看，比较大的不一致有五点：一是刺杀的时间不同，邝说18日，方说是19日，参照其他材料看，一般都说是9月19日，可能郭的回忆有误。二是参与的人数不同。郭说5人，方说4人。由于郭的回忆，取村子叶翔之的口述，不排除叶翔之为突出自己的作用，而有添油加醋的可能（因为叶是文人，老蒋也知道他不会动手杀人，以此堂堂保密局三号人物的身份去犯险，似乎不合常理）。三是凶手的名字不同。郭说“韩世昌”，方说“陈家庆”。很可能“韩”是陈在香港执行任务时的化名。（保密局特工于异地执行任务时常用化名）。

    

    四是伪造信件假托的名义不同。郭说贺耀祖，方说卢汉。如果仅从贺耀祖在香港，以及卢汉与杨杰的特殊关系来推测，都应具备赚开门的条件，倒看不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如果从内容的描述来看，郭比方的回忆似乎具体一些；

    

    如果再从参予的程度琢磨，叶翔之是策划者，陈家庆是执行者，只要叶不对郭旭玩“玄”，编胡话，郭的回忆理应要接近事实一些。第五点是奖励的币种不同。郭说三万银元，方说是三万港币。按照毛人凤制订的奖励条例衡定，基本上与郭的回忆吻合，陈家庆之所以得到港市，很可能是奖金分发过程中，当头的玩了换汇把戏，截下硬通货（银元），换成纸币，这种不光彩的下作把戏，在国民党官员干的龌龊勾当中是司空见惯的。

    

    总之，杨杰的死作为一个见证，既反映了暗杀行动的猖獗，也说明了暗杀本身的残酷。难怪有人以此评断毛人凤：说他比戴笠更凶狠。

    

    大西南计划

    

    “毛记”特工组织担纲的暗杀活动，勾勒宏大，范围广泛，手段残酷，收效却相当有限。这里，除了对手防范严密、开展活动困难，部分特工人员的贪生怕死外，很大程度上也与贯彻老蒋的大西南计划牵扯了毛人凤过多的精力有关。

    

    蒋介石下野后，曾对解放军过江作过充分的准备，拟定了一个“应变计划”：坚守上海是第一步；退而其次是华中、闽台；最后以四川为中心，背靠云贵，凭天府之富，剑阁之险，与中共周旋，以求偏安，这就是所谓的大西南计划。5月里，解放军进城，上海失守；8月14日程潜宣布起义，华中不保；8月17日，福建解放，台湾削成独木，剩下来的一隅，就是包括云、贵、川、康四省的大西南了。8月24日，蒋介石亲飞重庆，住山涧官邸，先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商讨力挽败局之策。然而，双方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蒋介石看重保卫地盘，主张以四川为轴心，负载云、贵、康的大西南概念。胡宗南、未希濂看重保存实力，主张先把军队转移到滇缅地区，采用避其锋锐，击其懈情的战术，与共军周旋。老蒋对之不予苟同，他有他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