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的估计一点不错。蒋介石自下野“归隐”奉化以来，常常被反省后的懊恼萦绕。他恨张学良，恨杨虎城，以为是他们的“兵谏”（西安事变），让自己错过了消灭共产党的机会；他恨李宗仁，恨白崇禧，认为是他们的“捣乱”干扰和分散他的精力，不能始终如一地把反共进行彻底；他恨陈仪落井下石，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到共产党一边。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是这些忤逆们“恰当”地利用了自己的宽容，不计较他们以前的过错（指从事反对老蒋的活动），乃至养痈遗患。倘若不是政权濒临覆灭，老蒋对自己的气度或许还会抱着欣赏的态度。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因此，当毛人凤在奉化请示如何处置杨虎城、陈攸等人的问题时，老蒋的所言所行，便是懊丧恼恨情绪的激烈反映。5月里，老蒋在上海指挥淤沪防御时，对毛人凤下达指示，又说到过去杀人少，现在不杀不行之类的话，进一步加深了毛人凤的印象。
6月21日，蒋介石乘飞机从福州到台湾。24日，在台北市郊草山选了一所别墅当官邸，他说，就在这里定居了，遂改“草山”为“阳明山”，（老蒋信奉王阳明的学说）。7月14日，老蒋飞广州，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常委的名义通过决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为有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结束了7个月的退居生活。
蒋介石出山，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政治形式的转换，即幕后操纵变成了台前指挥，但老蒋企盼的象征意义，却不能仅仅局限于名分的匡正上。他明白：有权无势，等于无权；有权无术，等于无权；有权无威，等于无权。眼下，要收拾败局，恢复信心，严格要求，严肃纪律，严厉制裁缺一不可。未几，惩罚叛逆，以儆效尤的刺杀密令便交到了毛人凤手里，李济深、张治中、龙云、傅作义等人，赫然在册。
此时，毛人凤已将总裁的心理揣摩了好久，一闻密令，七窍贯通，立即制订了一个有关刺杀对象与奖励办法的条例，共有6条：
一、凡杀害解放军师级军官，或解放区县长以上干部，或起义的国民党同级别军官、同级别文官，或原军统少将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五千到二万元。
二、凡杀害解放军团级军官，或解放区县长、局长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中上校级军官，或原军统上校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三千到五千元。
三、凡杀害解放军营级军官，或解放区科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中级军官，或原军统少校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二千到三千元。
四、凡杀害解放军连级军官，或解放区下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下级军官，或原军统尉级者，给奖金银元一千元到二千元。
五、凡杀害解放军高级将领，或解放区高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的，给奖金银元二万元以上。
六、凡在解放区开枪而暗杀未遂的，经查明后，给奖金银元五百到一千元。
毛人凤制订的这个条例，沿用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传统办法，还至少在三个方面作了发挥：第一，把重点暗杀与大面积的暗杀结合起来；第二，把暗杀叛变分子与暗杀中共干部结合起来，其间，专门“强调”了“附逆”的特工人员；第三，不仅奖励杀人者，而且还奖励暗杀行为。这样一来，整个暗杀行动势必会变得更加广泛、更加残酷、更加恐怖。
条例制订完毕，毛人风上报老蒋，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从八九月份起，由整个“毛记”特工系统担纲的暗杀活动进入高潮。
夜行人霹雳索命
当然，由毛人凤直接关心并亲自指挥的暗杀活动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老蒋眼里的“钉子”。追溯其序幕，当开始于1949年1月，包括没有付诸行动的刺杀李宗仁，以及付诸行动的刺杀何思源。
何思源，原北平市长，是代表傅作义与中共方面商洽和平解放北平的重要人物。1949年1月中旬，老蒋根据毛人凤送呈的情报，知道了傅作义正与中共平津前线的联合司令部在进行秘密谈判，参与者有华北“剿总”副司令长官邓宝珊、马占山，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等。出于警告的目的，老蒋决定断其羽翼，“劝”傅悬崖勒马。1月15日，叶翔之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