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戴笠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更加视这支武装为至宝，诩之“袖珍王牌军”的美称。然而，阳寿有限，一命归西，军统开始大分家。
按照戴笠生前的考虑，这支特工武装编人了交警总局，只是总局长的位置让郑介民的亲信吉章简占了。尽管副局长徐志道、马志超，以及下属18个交警总队、4个教导总队的头头，大多是老军统分子，但落在郑局长关照的广东派名下，根本就不让毛人凤沾边。
毛人凤一直认为自己是戴笠“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眼看这支武装旁落，耿耿于怀。1947年初冬，郑介民角逐失利，丢了保密局长的头衔，吉章简跟着倒霉，总局长换成了当年在“苏浙行动委员会”当过别动军总指挥的周伟龙。此人虽是湖南派的元老，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在“秘密控制公开”的原则下，多少要听一点毛人凤的招呼，更何况，副局长马志超跟毛人凤有特殊的交情，加之局本部二处处长周康之类的毛派分子从中协调，从1948年夏季开始，交警总队陆续被投入正面战场。
先是在苏皖战场，投入两个交警总队；继而淮海战役打响，又有两个交警总队被徐州“剿总”调离陇海、津浦铁路，放在首当其冲的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对此，周伟龙十分伤心，他本想保留这支武装，成为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因为，当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逆转，国民党各路诸侯大多为保存实力而避重就轻，谁也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工面抗击解放军，充当炮灰。由此，足见毛人风在执行蒋介石反共内战政策上的坚定性。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毛人凤忌讳周伟龙在交警总局扶植亲信，搞独立王国，并且暗暗向国防部次长刘斐靠拢，出现了离心倾向，于是使出派兵作战的棋子，既削弱周伟龙的力量，又讨好了老蒋。这种说法可以设定为一种原因，但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首先，毛人凤珍惜戴笠的“遗产”。
此前，郑介民把二厅系统拱手让给侯腾，毛人凤曾痛心地说：“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都败光啦！”眼下，即使忌讳周伟龙，也不至于将戴笠精心培植的“袖珍工牌军”弄到战场上去送死，这不等于也在败坏戴先生的事业吗？其次，毛人凤一直在交警总局扶植自己的力量，企图通过马志超牵制周伟龙。既然作为一项心计幽深的谋略，毛人凤当然希望完壁归赵，绝不会使出两败俱伤的笨招。后来的事实表明，周伟龙被剪除后，交警总队仍旧源源不断地开往战场，便是一个反证。因此，从主要的思想动机上看，应该理解为毛人凤藉此向蒋介石效忠，以期通过与众不同的英勇行为，突出自己“义无反顾”的反共决心和坚定无私的忠诚。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而与周伟龙走了一条泾渭分明的路。
未久，战事转移到徐州、蚌埠一带，周伟龙生怕毛人凤继续督促交警总队奔赴正面战场，挖空心思想了一个办法——拟呈国防部，要求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自己担任司令。此议很快得到国防部的批准，终于让周伟龙从“剿总”手里争回了对交警总队的直接指挥权。接下来，杂念上心，开始打小算盘。当时，程潜已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正和湘军元老唐生智等人暗通声气，准备应变（即接受中共方面的争取，俟时机成熟宣布起义）。原先在保密局本部倍受冷遇的张毅夫（已改名为张严佛）
也附合程潜，力争湖南军、警、宪、特系统的“湖南派”同仁共走投明之路。
周伟龙闻风而动，暗派局本部政工处长易珍回湖南与程潜挂上钩。与此同时，免去了紧跟毛人凤的钟化明文化专员的职务，削去了毛派分子郭展洲、周文新等人的带兵实权，随时为响应程潜作好准备。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下野，回奉化老家做幕后指挥。毛人风为表示忠贞，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去浙东担任警卫老蒋的任务。周伟龙此时已心怀异志，竟把“淮海战役”的“剩余物资”——两个死里逃生、残缺不全的总队调到宁波。接着，毛人风又命周伟龙积极配合汤恩伯组织京沪杭大防区，将交警总队调往京沪一带集结，随时准备与解放军作战。周伟龙当然不愿意，表面上虚与委蛇，成立了一个由副局长吴克勋兼任司令的“京沪铁路司令部”，暗地里却把部队往浙赣线移动，尽量靠拢程潜，随后去苏州公园路3号一栋小楼房里，召开由亲信参加的会议，统一思想，统一步调。
第二天，准备转道上海，乘飞机赴衡阳。
周伟龙离心离德的举动，未能躲过毛人凤的眼睛，1949年2月6日，周伟龙于上海国际饭店被捕。执行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