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另一种说法，周镐的第二次获释，徐楚光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徐在拷问中，承认自己是中共干部，并交代了一些关系，都是不说也知道，说了抓不着的人物，诸如邓子恢、谭震林、杨帆等等，全在解放区。按照保密局的惯例，这也算是一种“自首”。另外，徐有一个族叔，叫徐复观，是中统局的元老，抗战时专门从事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工作，他知道徐楚光这个侄子，十分欣赏他的才干，一直想网罗到门下公干。这次，徐楚光被捕，出于由来已久的想法，客观上成了替徐楚光说情的人物。
戴笠时期，中统、军统犹如一只瓦罐里的蛐蛐，对上眼就斗。毛人凤执掌保密局以后，有意摈弃前隙，一见中统中有人来求自己，乐得制造个弥合裂痕的机会，答应了徐复观的请求。于是，徐楚光获释出狱，并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中挂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衔头。说是专门从事诱降、策反中共地下人员的工作，其实，是把徐软禁在太平路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
这样一来，对周镐也就失去了继续关押的理由。
不幸的是，节外之祸，绵绵不绝。就在周镐获释后不久，保密局浙江站逮捕了中共华中分局的一个干部，此人供出了湘鄂赣方面的情况。湖北站长余克剑根据毛人凤的指示，布置大搜捕，抓到了徐楚光的秘书罗纳，这个像伙保命心切，一口气出卖了30多个同志，其中包括周镐。此时，保密局二处副处长黄逸公正巧去武汉检查工作，有关此案的报告尚在整理过程中，黄从余克剑口中听说了大概，十分震惊，亲自提审罗纳，罗纳所交代的情况跟余克剑所述基本一致。这样一来，徐楚光的问题、周镐的问题显然严重起来。
黄逸公与周镐私交甚厚，回到南京后，他先找到周镐，非常严肃地对他说：“老兄，这件事我也无法对上面隐瞒，你还是自己去对毛先生说清楚吧！”周镐听得懂黄的意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带着妻儿一溜烟奔出南京，跑到了苏北解放区。等到余克剑的报告与“人犯”完全转入局本部时，周镐已失踪多日，毛人凤眼睁睁地看着投入的巨大精力和人力付诸东流，气得要命。不久，徐楚光被秘密杀害于南京。作为一个不完整的句号，毛人凤一直耿耿于怀。
1948年底，周镐又接受组织的重托，通过孙良诚，策反第八兵团的司令长官刘汝明。在执行过程中，落入特务事先设好的圈套，第三次被捕。毛人凤把他关进宁海路19号。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签发了处决周镐的手令。
临刑的那天，周镐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解放后，他被迫认为烈士，遗骨安放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建的烈士纪念馆的第八厅内。
周镐一案涉及的中共人员，以及对中共地下组织破坏的程度，不及上述三案。但延续的时间之长，投入的人力之多，却能十分真实地反映出毛人凤决不姑息的顽固态度，说他达到了“领袖”提出的“全力以赴”的要求，似无夸张。
提高效率千方百计
其实，认真勤勉是毛人凤一贯的工作作风，体现在“领袖”布置的反共主题上，注重效率，讲究效果的一面更加突出了。就拿戴笠时期建立的会餐制度来说，保密局全盘地承袭下来。当然也有一些不同，比如：除了局本部副处长以上的人员参加外，凡外勤省站的正副站长来南京，也被邀请入列。
再说毛人凤不像戴笠，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务缠绕，几乎每餐必到，每次都会提出问题，让下属回答。这样一来，就逼着各单位的负责入非看公文不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糊涂官是做不得了，许多问题都能当场解决，因此办事效率比军统局时期确实提高了许多。就拿破获北平“共谍”案为例，行动神速，雷厉风行，致使一些被牵涉的中共地下人员来不及转移，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工作会餐时的快议快决。
另外，对“公秘会报”制度的重视，体现了“秘密控制公开”、协同解决疑难问题的初衷。为此，毛人凤特地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旁，置了一处房产，取名“诚庐”，专门作为“公秘会报”的场所。
他还非常舍得花钱，盛情招待参加会议的各方负责人，客观上也使会议平添了几分魅力。酒足饭饱后，方方面面的合作态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述四案的侦破过程，几乎没有一桩不是协同作战的结果。尽管如此，毛人凤还是发现了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密局对公开单位的控制，已经远远不及戴笠时期。除了交警总局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勉强还可掌握外，警察总署系统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