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突如其来的收获，令毛人凤振奋，迅即下达了扩大线索，力争一举摧毁北平地区所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接着，新一轮的大搜捕开始，稍稍沾带点关系的人都被抓进了大牢，其中有为李政宣开店设计门面的老板，油漆过家什的漆匠，甚至连上门讨赊欠的煤店小伙计都无法幸免。就这样草木皆兵般地扩大线索，最后把陈布雷的女儿、女婿也罗入网内。要说证据，近似于荒唐。8月里，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与男友袁永熙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大厅里举行婚礼，贝满女中的同事（陈琏是贝满女中的教师）田仲英为套近乎（主要是想从这位国民党高干女儿的口中弄点情报），以祝贺新婚的名义，与袁永熙交换了名片。不久，由于叛徒李政宣的出卖，田仲英被捕，特工从她的住处搜到了袁永熙的名片，立即与李政宣的交代挂上号（李在交代中，搜肚索肠，说是记得北平中共的头头里，有个姓袁的）。
想不到，歪打正着，不单袁永熙是中共地下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袁还确实是“南系”（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某系统的代号）地下党的负责人。那一天，夫妇俩正与“南系”职业青年支部的负责人邢方群开会，特务破门而入，一起被捕。连带着同楼居住的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陈彰远也入囹圄。第二天，约定来陈家碰头的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石羽、力易图，被“守株待兔”的特工抓住。另一个贝满女中教员陶凤娟来给陈琏送戏票，因个子长得特别矮小，又巧嘴利舌，才瞒过了特工。随后，她立即把陈琏夫妇被捕的消息向组织汇报，地下党及时地采取了防范措施，才使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第三个系统，免遭覆没。
即使如此，毛人凤的收获依然大得惊人。他从陆续变节的叛徒口中，先是挖出了热河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接着又是沈阳、天津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甚至在“天之骄子”的空军系统中也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踪迹。其中，尤以保定绥靖公署揭露的“匪情”特别严重，把老蒋吓得半死。那里，除了有一部分“共谍”把持兵运、情报之类的要职外，另一部分“共谍”正在争取北平行营副主任兼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上将的起义，从案卷罗列的证据看，军界元老李济深、鹿仲麟也牵涉不浅。为此，老蒋亲自飞到北平，面饬李宗仁、孙连仲等，他要看看这些亲手栽培的军官是怎样辜负自己的。
蒋介石的重视与震惊，对毛人凤无疑是一个鞭策和鼓舞。于是要求在北平督导的叶翔之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案情又有新发现，侦破范围已经延伸到西安、兰州等地。叶翔之迅即飞往西安，破获中共地下党电台一部，逮捕“共谍”十多人，前文说到的熊向晖暴露身份一事，就是这次行动的意外收获。接着，叶翔之又马下停蹄地赶往兰州，捕获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严家明等，根据缴获的文件和叛徒的口供。搜捕行动又进一步扩大，波及到了上海、南京，全案涉嫌逮捕的总人数，不下800人。
2.所谓[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
此案同北平“共谍”案发生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947年秋。当时，上海大华企业公司所属的大华船务行，有一艘从宁波出海的帆船，驶往合德镇卸货，舱内装有白细布4000匹，颜料数十桶。出海后，因风向逆转，无法前进，被迫停靠在崇明岛的堡镇，被第一绥靖区下属的通如启侮联防大队发现，搜查中抄出了一些可疑的文件。绥靖区二处处长毛森立即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十分重视，严嘱抓住不放。个别押船人员，终于吃不住拷打逼供，吐了实情。
原来，大华公司的背景是中共华东财政委员会与苏北财政当局（在解放区）驻上海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物资采购和运输工作，设在九江路中央路口华侨大楼的吉泰商行，则为补给总机关。毛森一见底细如此，不敢怠慢，马上将叛徒押往上海，联合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淤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一起侦破，仅上海一地就逮捕“要犯”60余人。随后，顺藤摸爪，继续向浙江、山东等地扩展。
当时，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的是毛万里，他根据上海提供的线索，破坏了宁波、定海等地的中共秘密机关。继而，又在抓获的中共人员中，扩大线索（总有几个软骨头的），于是举一反三，暴露的“共谍”越来越多，中共其他部门在上海的秘密补给机构，相继遭到破坏。再加上对烟台、青岛等地的补给交通线的破坏，到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中共在沪补给总机关也被破获。
北平“共谍”案、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都发生在保密局成立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