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循党国公文旅行的路线，承办人签办后，先到科长，之后到秘书，再到办公室主任，最后到副局长和局长。其间，又可按案情的大小，罪质的轻重而区别，小的，轻的，办公室主任或副局长代行亦可。这一回，某副局长赶在局长前“代行”了一下，签个“如拟”，表示同意按承办人的意见结案。
接着，公文依次往下批转，第一层就是军法办公室主任，此人叫范墨君，是局长徐业道从军统带过来的班底。此前，公文从他手上过时，佯装不察，待副局长“如拟”批转，便知其中有鬼了。于是，扣下案卷，与徐业道商量。
除局长与那副局长之间早有芥蒂，后者仗着是老机关，人脸熟业务精，事事处处挤兑新局长。眼下，徐业道瞧见缝儿能下蛆，哪有不积极的。当即派人盯住林妻，发现她跟副局长暗中果然有来往。于是，跑到保密局，求助毛人凤。
毛人凤听完范墨君的叙述，略一斟酌，便决定对林妻采取行动，但为了不打草惊蛇，让范墨君把扣下的公文，拍照留底后，赶紧下发。
当天黄昏，保密局的两部汽车候在林妻下榻的中央饭店门外。晚8时，林妻盛装而出，随身携有黄色皮箱一口，坐上汽车往相府巷驰去，保密局的汽车立即跟上，一前一后，把林妻的坐车夹在中间，到离相府巷副局长公馆100码处，前车突然“抛锚”停下，后车及时顶上，林妻见前行无路，后退不成，便拎着皮箱钻出汽车，正好让候在车门前的保密局特工逮住，一声没出，便被推进了另一辆汽车。与此同时，保密局特工还在林妻住的客房里，抄出了她的日记和电话号码等证据。
林妻被捕后，经不住的恫赫“哄骗”，全部招供。毛人凤见案情水落石出，一面关照人做好笔录，一面亲目给蒋介石写报告，起首先有惊人之语：
说是林妻曾托人向自己求情，愿以十万美金行贿，但人凤感于领袖多年的栽培和信任，绝不肯俯就，于是林妻才转向他人。随后，毛人凤借叙述办案过程之机，巧妙地道出了自己的运筹帷幄与雷厉风行。蒋介石看完报告，不胜感慨地说：“人凤很不错，不贪钱，指挥办案也有能力！”这些话，不知谁传到毛人凤耳朵里，激动得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
夫人缺口
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正当毛人凤自以为得计而暗暗庆幸的时候，局内的倒阁浪潮已甚嚣尘上。黄天迈通过“建国力行社”的情报网络，兜底抄到毛人凤的老窝，“枪靶子”又是他那个不安分的老婆向影心，据说这回是与敲榨大汉奸周佛海的案子有关。
当年，周佛海追随汪精卫投敌，横财捞了不知多少，向有“财神”之称。
抗战胜利后，周佛海锒铛入狱，方方面面都想趁机榨他的钱财，其中当然也包括毛人凤，他的主意打在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身上，于是派人暗中将杨扣押，逼她交出匿产。杨淑慧拼上一条命，死活不承认，闹到后来吞金自杀，要不是抢救及时，毛人凤真还有点难以交待。无奈之下，只好撒手作罢。
谁知毛夫人不死心，填了枯井又挖坑，自作主张地接着往下干。当时，杨淑慧正为丈夫减刑（周佛海已被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的事，四处央告大佬，发愁托不着老蒋的门子，向影心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接着便发生了如下一段故事。
1946年冬，杨淑慧在庙里拜佛，有幸结识了立法委员马晓军的妻子，马夫人“同情”杨淑慧的“不幸”，自称认识蒋介石的“情妇”吴小姐、愿意为之通融。杨淑慧一听如此，感激得不知所云，差点没给马夫人磕头。不出几天，马夫人带来了吴小姐的口信，说是答应帮忙，却要20根条子，以备疏通之用。杨淑慧照办无误，马夫人当场代拟两道呈文，一件经国府文官处，一件经保密局，分两路递送给老蒋。
杨淑慧见事情办得极有程式，深信不疑，并在探监时，将此“特大喜讯”告诉了丈夫。周佛海将信将疑，提醒杨淑慧不要上当！
又过了两天，马夫人兴冲冲地告诉杨淑慧，说是吴小姐的枕边风初告成效，蒋委员长已在呈文上作了批复，要求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拟办减刑事宜。
接着又出主意说，放着吴小姐这么管用的热线，何不再进一步，求委员长来个特赦！杨淑慧当然乐意，于是按照马夫人的要求，又拿出15根金条，马夫人复拟一道待赦呈文，表示要亲自送往上海（据马夫人讲，蒋介石藏娇的金屋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