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新的证据，令人鼓舞。原来那些血气方刚的军官们真的搞起了小组织，连团体章程和行动纲领都拟好了，其中有个骨干分子还是陈诚的亲戚。
“好！好！”戴笠看着毛人凤写给他的绝密卷宗，大腿拍得“叭叭”响，嘴里连连称赞，一边动手给蒋介石写报告，一边把“消息”捅给了陈诚在军界的老对头何应钦。
戴笠这步棋真够阴险，老蒋看到报告，果然不出他所料，舍不得对陈诚下手。幸亏何应钦边鼓打得“嘭嘭”直响，道是“内痈倘无决心剔除，遑论消弥外患？”蒋介石想想也是，才下了手令，严饬陈减驭下不严，责其立刻把作乱的首要分子押交军统局审讯。
人犯解到，戴笠如获至宝，马上加紧审讯，巴不得就此把陈诚整得趴下。
谁知人犯们做事冒失，骨气倒是不缺，个个铁嘴钢牙，任你横扳竖撬，坚决不失口风，弄到后来，戴笠没辙，只得下令交给军法处司法科科长毛惕园，要他把人犯押走，继续审讯。于是，案子一拖再拖，成了“胡子工程”。
尽管如此，陈诚受的拖累不浅，又是担心，又是愤恨，乃至旧疾复发，被迫辞去了远征军总司令之职，飞回重庆养病。病愈后，蒋介石委他到第8战区协助朱绍良指挥战事。显而易见，让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去另一个战区当副手，不算降级，至少也是一种惩戒，陈诚有苦说不出，直把戴笠和军统恨到了骨子里。
常言道：解铃还须系铃人。尽管戴笠摔死，军统撤并，但那干人犯还在监牢里，这就为毛人凤带来了冰释前隙的机会。第一步，他先给蒋介石写报告，说是清理积案，发现此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建议转交军法局公开审理，蒋介石批准。随后，毛人凤又去找军法局局长徐业道通融。徐本来受过毛人凤的恩惠，时下又见陈诚大红大紫，乐得人情官面都有收获。重审的结果当然不脱预设的轨道，无非是替这些人翻案。事后，毛人凤生怕好人做了不被外人知，串通不少中介，往陈诚那里说故事，一五一十地把毛人凤的“仁义”张扬出来，陈诚深受感动，慢慢地对保密局的态度有了转变。
毛人凤见好就收，趁热打铁，当面又向陈诚表示，今后对保密局的工作多予指示。陈诚口里推托，心里十分高兴，他也希望耳目灵通，能得到保密局的鼎助。日后，明里暗里，果然帮了毛人凤不少的忙。明里看，时常提供经费上的支持和行动上的便利，比如，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时，就主动承担了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暗里，他也成了在蒋介石面前说毛人凤好话的一个。
小叩大鸣
蒋介石好话听得愈多，对毛人凤的兴趣也趋于浓厚。这时，正巧有国防部军法局办理汉奸舞弊案曝光，毛人凤在侦办过程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老蒋特别的好感。
事情的经过颇为曲折。上海有一个姓林的经济汉奸，曾是日伪“物资统制”圈内的人，发足了造孽财。抗战胜利后，他被军统局抓获。按规定，“审奸”该由负责“捕奸”的特工机关先行侦讯取证，然后连活口带材料移送司法部门正式起诉。军统的特务们便抓住这个间隙，大肆向汉奸勒索财物，如果竹杠敲得满意，他们便销毁罪证，予以保释，或者是相帮减轻罪名。林某，明摆着一尊“财神”，军统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开口就是五千根大条的要价，否则以“五金资敌”罪，送他见阎王（判死刑）。
五千根大条，显然属漫天要价，家眷如果沉住气，沮丧地表示困难，完全可以坐地还价。然而，林妻已被对方的叫阵吓住，打起了退堂鼓，一溜烟地跑到南京找门路，并通过关系结识了国防部军法局的某副局长，最后以5万美金成交，一个破财，一个消灾。
按照当时的审好规定，凡投敌前是军人的，须接受军法审判。但执行过程中，“军审”与“司审”之间，事实上有许多混淆，比如不少地方的军法庭和刑法庭椎事是一套班子，或者两个系统互有拜托。那位副局长便利用了这种界限不清的混淆，堂而皇之地办了一纸公文到上海地方法院，说是林某以五金资敌等于动用军用器材，当属军法审判范围，请即将人犯案卷一并押往南京军法局。
上海地方法院收文后，毫无异议，便把林某从看守所里提出来解押南京。
那位副局长收下5万美金，即与承办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