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周毕竟与“领袖”隔着一截，要想获得恩准，还是要搬动唐纵去通融。
眼下，“湖南派”正为唐纵不温不火的态度发愁，沈醉的汇报事实上激怒了唐纵，他想：“戴笠都毁得尸骨不全了，毛人凤阴地里还纵着性子摆布我，若再是以君子风度示范，岂不更让人拿捏了吗？”说来也巧，当天下午蒋介石单独召见唐纵，就加强监护张学良、杨虎城的问题、黄山官邸及附近的警戒问题、中美合作所与联络美国海军的问题，以及料理戴笠丧事的问题发出询问。唐纵不像郑介民那样粗放，经手的事仔细有余，无一疏漏，所以这会儿，有问必答，应对如流，蒋介石相当满意，由此也证实了他的一个想法：
虽说发表了郑介民代理军统局局长的任命，但困于北平的军调使命，郑不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罗家湾，于是直截了当地向唐纵提出：能否协助郑介民管理军统？其时，唐纵已被发表为内政部次长，正眼热全国警政的权柄，生怕沾染了“协助”一事，摆脱不开，最后落入专事特工的巢臼，当场婉言推辞，并表示宁愿不居名义，但可尽力从局外予以协助。这事若放在过去，到此已经为止，结局肯定对毛人凤有利。偏偏唐纵上午听了沈醉的小报告，决定改变不温不火的态度，于是攀着推辞的结尾，塞上了“湖南派”蓄谋的方案，向蒋介石推荐周伟龙和马忐超担当“协助”一职。这也是唐纵为人谨慎的地方，他拉出马志超陪衬周伟龙，既是有意排斥毛人凤，同时也是避开了用亲之嫌，留下搞乡党关系的不良印象。可能是蒋介石另有看法，以为马志超、周伟龙均非“协助”之材，所以听过唐纵的推荐，嗯了一声，并无下文。
但此举对“湖南派”的鼓舞却是很大，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唐纵已不置身事外。
紧接着，湖南派暗中酝酿起了更大的动作，一桩可能直接让毛人凤倒台的投机舞弊案正在紧锣密鼓地侦察中，当事人就是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
事情要追溯到抗战胜利后的不久，当时，京沪两地的金价比内地低了许多，而法币的币值却远远超过仍在接收区流通的伪币。因此，大后方的人只要能带上法币进入京沪两地，买金子到内地抛出，赚两头的差价，赢利颇丰。
重庆的军政官吏、富商大贾都急着要返回京沪发接收财，由于长江航运不畅，乘船的时间又长，对靠炒金子求富的人来说极为不利。这样一来，飞机票的价格日日见涨，仍供不应求，乃至有了一张机票抵一根条子的说法。跟着，倒腾机票也随之成为一门生财之道。军统仗着工作便利，近水楼台先得月。
另外，航空检查所又是他们的外勤机构，不但弄得到机票，而且能带上超重的行李。毛夫人向影心瞄上了这个“特殊”，纠集有关方面，组合成一个倒卖机票、走私钞币、炒卖黄金的小集团，她是“老娘”，骨干分子除了当年风月场上的老情人邹伟成外，数得上号的还有局本部总务处的科长吴茂先。
由于这类勾当涉及面较宽，难以做得密不透风，不久，尾巴就让湖南派大将李肖白揪住。李是军委会特检处的处长，直接管着航空检查所。不知是内部分赃不均，还是从一开始就落入了湖南派布好的圈套，吴茂先的投机舞弊行径完全暴露了。于是从1946年3月起，军统局开始往南京搬家，张毅夫利用负责重庆事务的方便，暗中开始了大规模的侦伺，企图以此打开缺口，一举击毁浙江派。真可谓：暗流汹汹不息，恶招记记夺命，可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毛人凤却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浑然不晓。
黄雀在后
与此同时，广东派也不甘寂寞，抓紧时机打起了黑算盘。3月20日，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发电通知郑介民速回重庆就职，郑介民表示，当天就争取坐飞机回来。可左等右等，人影没见一个，电报倒是一份尾追着一份拍来，老调重谈，说是军惆方面有紧急公务缠身，一时脱不开，直到3月24日才定下了启程的时间。当天下午，毛人凤带了局本部的处长们一起去珊瑚坝机场恭迎老郑，竖着脖子仰望蓝夭，迟迟不见飞机的影子。郑太太首先沉不住气了，她害怕戴笠事件重演，催着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往航空公司打电话，虽说对方的回答多是宽慰的言语，仍无法消除蒙在大家心上的阴影。毛人凤看上去比较镇静，其实心里也不免发毛，他倒不是因人伤情，而是怕这“冒脑根”出了意外，军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