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双龙戏珠般地乐呵了一阵，杨小姐发现自己已怀上身孕，急找两位“耕夫”理论。想不到耕耘时争先恐后的两个男人，面对收获却互相推诿起来。叶说孩子是谈的，谈说孩子是叶的，谁也不肯负责。杨小姐无奈，只好自己找人堕胎，结果因流血过多送了性命。
杨小姐是军统息烽特训班的毕业生，重庆军统本部机关有不少同学，他们得知杨屈死的原委后，非常气愤，决定联合起来向戴笠控告。戴笠虽然自己渔色成性，管束部属却主张严格，闹出这样的“家丑”，自然不会甘休。
想到这一层，叶翔之和谈荣章片刻间成了“盟友”，结伴来求毛人凤。毛人凤同意帮忙，但考虑到自己与息烽那班人没有特殊关系的缘故，亲自去搬动沈醉。沈醉曾在特训班兼过课，多少有点“师长”的资历。于是奉命出面，把十多个为首人员召来，一起吃顿饭，讲了不少“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宜外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道理。看在“老师”的面上，学生们答应不再控告，但必须盛葬死者，并由叶、谈两家出人送殡，以后每年须去杨小姐坟上祭扫两次。叶、谈满口应允，事情就此罢过，心中都对毛人凤感激不尽。
有时这类关节必须找“老板”通融，毛人凤往往是独一无二的蹊径，换了别人既没面子，也没胆子，更谈不上乐于助人了。军统局汽车队里有个叫马福玉的驾驶员，曾为戴笠开过小车，兢兢业业，忠心耿耿。1940年冬，马福玉奉命去浙江金华出车，为军统局运回一批贵重药品。出发前，汽车队的队长黄四钦托他从金华买一箱文具用品回来，在重庆赚个差价。马福玉答应了。没想到返程途经衡阳时，被宪兵查获，一见文具用品没列在货运证明单上，就把车扣了。后经军统局衡阳站站长李人士出面斡旋，才得以放行。当时，戴笠的侄子也搭乘这辆卡车，目睹宪兵对军统的不敬，十分恼火，回到重庆后，便向戴笠说了前因后果。戴笠听罢，勃然大怒，认为马福玉给军统丢了丑，立即下令送军法处审理。
起初，马福玉还以为夹带一箱文具是豆大点事，不以为然，索性摆出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模样，没有牵带出汽车队队长黄四钦。谁知，小事捅出了大题目。当时，戴笠正在查办蒋介石娘家亲戚王世和（曾任蒋的侍卫大队长，时任74军副军长）的外甥的走私罪，并向老蒋呈送了案情和处理意见。为了标示自己的秉公无私，加大查办走私案的力度，决意拿马福玉开刀，拟成死刑，上报蒋介石。这下子惊动了毛人凤，忙拽着和马福玉有旧交的张冠夫一起去见戴笠，苦苦劝谏，拦阻此事，乃至声泪俱下。
还有一次，原先在军统供过职的缉私署文书科长解鸿祥，为了讨好新主子宣铁吾，主动将军统的档案拿出来，一下子挖走了戴笠两部新式别克轿车。
戴笠向有喜好名牌车的怪癖，抗战期间，进口这类汽车困难，戴笠仍然挖空心思，他除了用军统局的名义采购外，还利用兼管的几个公开机关的名义购车，其中便有利用缉私署名义买的两部别克牌轿车。后来，蒋介石命宣铁吾接任该署的署长，办移交时，戴笠有意把两部轿车转到了军统的名下。不料，解鸿祥挺身揭秘，让宣铁吾抓到了证据，气得戴笠要以“恶奴卖主”的名义，把解鸿样调回本部查办。毛人凤得知马上出面通融，劝戴笠不要这样做，总算让解鸿祥躲过了牢狱之灾。
毛人凤替人通融，虽然不专注于花钱消灾的俗套，但也从不着意无名无状的空头人情，总是想着法子让人感恩知德。沈醉说：“我曾留心观察过，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他这种讨好人的手段，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我的头上，我也很了解他这种用心。我当时反正给戴笠骂惯了，多一次少一次也不大在乎。但他总是有意让我了解他常常在暗中帮助我，这便是我以后成为‘毛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人凤由此博得的“好感”究竟大到什么程度？看一看每天照例的“工作午餐”的气氛，便可略知一二。
重庆时期，戴笠兼职很多，但又不肯放松对军统的控制，于是想出一个办法，规定每天中午在罗家湾19号戴公馆内搞一顿“工作午餐”，由各处处长、各室主任参加，边吃边谈工作，这样，无需多少时间，他就能了解每天的主要情况。但由于戴笠平时为人悍狠，脾气暴躁，享受午餐待遇的处长主任们丝毫没有荣幸感，一个个提心吊胆的，心境就像赴鸿门宴的刘三。这时，毛人凤以代主任秘书的身份入列其中，总是先讲些笑话，松弛一下大家的情绪，等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有时，戴笠因故不能参加，事先打电话告诉毛人凤，指定由毛人凤来主持“工作午餐”。
一到时间，处长主任们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