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处上看，戴毛组合，正应了五行上的水火相济；退一步看，毛人凤不顾泛滥之灾，让儿子再汪出一堆水来。可见，相济戴笠的心志是多么地坚诚！
有人曾对“江山帮”中的高级干部作过一个统计，大多有离开局本部外派的经历。比如姜绍谟，干过沪特区和渝特区的区长；王莆臣先后驻赣、驻陕、驻平；刘方雄当过香港站长；周养浩于1941年接任了贵州息烽的监狱长；甚至连张冠夫和毛宗亮也一度去过香港和仰光公干，只有毛人凤从1936年调回鸡鹅巷特务处本部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戴记特工系统中枢一步，对这种如影随形般的胶漆之状，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戴笠身上一根毛。
谦谦君子
重庆时期，毛人凤除了权柄上大有收益以外，口碑也渐渐好了起来，有一种溢美之词，甚至连戴笠也挂在嘴上，称他有“菩萨心肠”。其中，貌恭言谦的“君子”风范就获誉非浅。其实，这也是毛人凤一以贯之的习性。早先，囿于身贱位卑，被人误以为低三下四；如今形势变了，再坚守不渝，尤其是面对根基深、有来头的重要人物，自然被当成了居位不骄、居功不傲的“美德”。
郑介民与戴笠互有芥蒂，殃及池鱼常常不给毛人凤好脸色看。但这并不影响毛人凤对郑长官恭恭敬敬的态度，时间一长，硬是把郑长官脸上的皱眉纹熨平了。后来，军统局迁到重庆，市面上物资匮乏，价格昂贵，生活不如从前了。毛人凤便利用“内当家”的权力，源源不断地把各种紧俏的东西送往郑氏官邸。
汽油不够了给汽油，开销拮据了给“补助”，甚至连家里使唤的副官、厨子、佣人都由军统局支薪。有时，军统局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检处在外弄到了“好处”，毛人凤总不忘给郑长官送去一份。郑太太禀性贪小，郑长官十分“惧内”，面对毛人凤精神、物质两个方面的“恭敬”攻势，说什么也得在“感激”和“满意”的圈子里找结论了。
当然，对毛人凤的谦恭态度留下深刻影响的还有其他重要人物。据沈醉回忆，当时像张炎元、周伟龙、王兆槐、张业这些“特工元老”为公事去毛人凤办公室找他时，毛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并照例要先和他们开开玩笑，才谈正经事。此外，不少外勤区、站的头头脑脑们来重庆局本部述职时，也都对毛大秘书的热情接待留有良好的印象。有一个时期，戴笠的母亲、妻子都住在机关本部，常常和工作人员一起用餐。毛人凤每次走进饭厅，总要先去老太太跟前请安，再向阿姐（戴妻毛丛秀）问好。
然后也不居大去与那些有头有脸的官儿们坐在一起，而是挤入中下级干部堆里，分别与书记、文书、副官乃至司机们点头示意后，才委身坐下，自管自地吃饭。有时，老太太或“阿姐”看不过去，主动地招呼他，“善徐，就坐在这里吃吧”。毛人凤脸上立即堆起笑容，一个劲地推却，除非戴笠到场吃饭，否则是不敢唐突造次的。
其实，在毛人凤心目中，重要人物的外延是比较宽泛的，他不像常人只留意地位官阶，注重的是一种关系。明里看，工作中的上下级是一种关系；相互之间的需要与配合是一种关系。暗里看，影响或决定毛之命运沉浮的一切因素，也都是关系，有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关系。因此，他对接近戴笠，或者与戴笠有特殊“亲情”的人物，无论职位高低，都保持着十分恭敬的态度。
比如叶霞翟、赵蔼兰这样的女秘书，地位、军阶比毛人凤低，是毛人凤的部属。但态度上，毛人凤却把她们当“上司”一样对待，一口一个“叶小姐”、“赵秘书”，喊得彬彬有礼。原来，这里有个暗机，即赵、叶两人除了公开的职务外，实际上还是戴笠的情妇，向有“枕头秘书”的戏称。意思是说，戴笠平时坐车外出，叶、赵分坐左右，戴夹在中间，疲倦了，便靠在“两个枕头”上打盹、“充电”，然后便恢复了精神。
对这样的“准家属”，毛人凤从不轻慢。又如周念行，论学历资格，过去就在毛人凤之上。现在，戴笠因身份变化，需要装点墨香门面，常叫周念行给他“讲书”，诸如《资治通鉴》、《曾文正公家书》、《孙子兵法》等等。毛人凤见状尾随，也摆出了虚心向周大哥请教的样子，而且逢人便说：“我和启祥兄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之间”，这话传到周念行耳朵里，好生受用，回敬的言语便是“善徐谦虚了”。
一旦“谦虚”成为共识，梗阻的力量便大大弱化。在重庆的那段时日里，毛人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军统上层中最“摆得平”的人物之一，甚至像胡靖安这种连蒋介石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