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已回到南京，当戴笠决心随宋美龄冒险，飞抵西安去与“校长共存亡”时，他是江山小圈子里的“顾命大臣”
之一。当时，戴对外要求郑介民好好看家，随时与胡宗南等要员联系，尽力保住这份特务基业；对内则是泪流满面地向毛人凤、周念行、王莆臣、张冠夫等“托孤”，希望他们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今后能好生侍奉自己的母亲和儿子。于是，大家发誓赌咒，毛人凤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表示：只要自己在，就等于戴笠还在，戴家母子决不会受罪。
另一种说法是，戴笠于12月22日随宋美龄飞往西安之前，毛人凤等几个江山小同乡也抱定了与戴笠并存亡的决心，先行化装潜入西安，随时准备配合行动。因为戴笠对和平解决事变所抱的指望不高，曾打算用特务的手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利用毛人凤与陈昶新的交情，说服陈叛变，为“中央”立一功。结果，宋美龄抵达西安后，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步棋才没有走。
再一种说法则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人凤正在城里，陡闻惊变，慌不堪言，环顾左右，像马志超、江雄风这般同僚，全部跑得无影无踪，最后是靠着在西安警察局里当科长的周养浩的帮助，才隐匿起来。后来听说戴笠随宋美龄抵达西安，一下飞机就被东北军扣了，顿时心焦如焚。无论怎样说，于友情，于仕途，戴笠都是他最重要的依靠，旋即决定挺身救险。他连夜去见陈昶新，求他释放戴笠。
陈对张学良忠心耿耿，不敢答应，但表示可以让毛见戴笠一面。据说戴笠见了毛人凤，先是大发脾气说：“事到如今，你还活着？”言下之意是责怪手下这班做西北地区情报的人酒囊饭袋，竟然连这么大的举动都无所察觉，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毛人凤洗耳恭听，一脸沮丧气，等戴笠骂完了，才轻轻他说了句：“我是跟你奔前程的，你若活着，我又何敢先去死呢？”戴笠白了毛人凤一眼，面色逐渐趋缓。
这时站在一旁的陈昶新又告诉戴笠，你的那班部下早已溜得一个不剩了，还就是毛先生敢提着脑袋来向我求情。戴笠终于感动起来，一手搭在毛人凤肩上，口里念念有词道：“君乘车，我戴笠（戴的名字即由这句古谚中来），还是贫贱之交最可贵啊！”接下来，陈昶新经不住戴笠与毛人凤的轮番求情，同意带戴笠去见张学良，以便进而见到蒋介石。
有人回忆说，陈领着戴去见张学良时，戴笠一进屋子，便长跪不起。张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见平时威风凛凛的戴笠做了“矮人”，不由地动了恻隐之心，不仅保证不杀他，而且还让戴笠见了蒋介石一面。事后，张学良生怕东北军或十七路军中有人对戴不利，特地关照陈昶新要严加保护，并且在释放蒋介石之前，先嘱陈昶新把戴笠送回了南京。
在此期间，毛人凤一直陪伴在戴笠身边，直到戴笠安全离开西安，才化装潜出，经洛阳返回南京。以上种种传说，究竟哪一桩为实，或者只是捉一鳞爪，附以想象，不惜铺陈呢？对此，毛人凤一直缄默不语，从来不加以辩明。但有两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一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在戴笠眼中的身价猛增，一跃而超过了先他入伙的毛钟新、王莆臣和周念行，真正成为机要中的机要。二是毛人凤与陈超新的关系今非昔比，一下子从过去的相互利用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张学良遭囚禁，东北军被拆散，陈昶新又在军统中端上了“饭碗”。
有人说，这是他不忘旧主，身入虎穴，想通过毛人凤的帮忙，营救张学良。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毛人凤能收留他，并且不出卖他，如果没有人心换人心，半斤换五两的经历，毛的肉躯中绝生不出这么一段侠肝义胆。
“黄马褂”与“江山帮”
坐落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特务处本部，是一处不显眼的宅子，对外还有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称呼，处长都由戴笠担任。眼下，经过几年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在直接接受领袖的驱使、勇于充当老蒋的先锋部队、敢死兵团和秘密武器等方面卓有成效，名头也渐渐地响亮了起来。其中，清一色的“黄马褂”也显出了正宗气象。
“黄马褂”原是满清贵族的俗称，以其“黄”字相谐，比拟黄埔军校的出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埔军校为国父所创，蒋介石自任校长，“天子门生”的地位，说什么也够得上新贵的名份。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创立之初，戴笠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