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毛”摇身成了“大毛秘书”，认真勤勉的工作作风依然如故。不久，“政训”系统有密报说，东北军内有一份倡导抗日的秘密刊物《活路》在暗中流传。毛人凤凭着自己的经验，马上断定这个情报不准确。因为，此前二科科长陈和新要编印一些军事情报学、炮兵测量学之类的讲义，还请毛人凤帮他想办法，这说明东北军根本就没有印刷设备。
那么，这份《活路》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毛人凤猛然想起以杨虎城为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好像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印刷厂，会不会是那个地方？想到这里，他坐不住了，马上找到科长，商量了侦伺的办法，先从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里借来两个人，然后找关系熟人，介绍进这个印刷厂工作。
不出几天，果然真相大白，《活路》确实是在这家印刷厂里印制的，通常都于夜晚进行，天亮停止。那两个混进去的小特务，为了认证确凿，还偷了一本杂志带出来。与此同时，毛人凤又通过当初向友新留下的、隐伏在杨虎城周围的暗线，得到情报称，杨虎城身边有共产党活动，而且杨的夫人谢荷祯就是共产党。
这些情报汇拢来，看得毛人凤心惊肉跳，不敢怠慢，马上向上司江雄风作了汇报。谁知，江雄风这时正在图谋新的出路，想去胡宗南那儿带部队，随手就把毛的密呈转给了“剿总”参谋长晏道刚。
晏道刚名为参谋长，其实是蒋介石派在张学良身边的“监督”。可惜的是，他没干过特务的行当，拿了份《活路》竟直笔笔地找杨虎城质问，杨非但矢口否认，而且把已露端倪的线头全部掐断，毛人凤派往印刷厂的两个小特务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束手就擒曾痛骂：
“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这其中也包括他对起事端倪的查处不力。
几天后，戴笠随蒋介石去洛阳，专程飞来西安检查工作，毛人凤总觉得《活路》一事大有文章，便将前因后果直接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听罢大吃一惊，连连埋怨江雄风潦草，晏道刚误事。接着，把江雄风召来，饬令他扩大侦察范围，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同时，又迅即作出决定，调毛人凤回南京本部机要室当秘书，专门负责有关西北方面的情报分析与整理。
一夜之间，毛人凤从“外藩”调任“中枢”，能贴附在戴笠身边工作了，这意味着外放考察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份突如其来的快意，拱得他嗓子眼发痒，有一天，他在鸡鹅巷53号门口，遇见了浙江警校时的老熟人文强（此时已调任洪公词特训班政治指导员），那一番神态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后来，文强在回忆中叙述了这次重逢的情景：“起初，他还是老样子，谦恭有礼，我也照老习惯叫他大毛。也许他觉得‘大毛’二字刺耳，立刻显出骄矜的神情，告诉我他是老板（戴笠）身边的秘书，说完又以加重的口气补上‘机要’二字。接着便同我称兄道弟了。
在警校时，他把我们这些政治指导员全部视为上级。如今当上了机要秘书，地位变了，唯恐我看轻了他。”显然，自重作为屈就的底蕴，一旦有了机会与可能，还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的。或许是前后感觉的差异，使文强觉得突然，观察便精细了几分，后来他又发现：
“此后的日子里，他（毛人凤）的面孔常因人因时而变。平时趾高气扬，威风十足，拿出他的老上司、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的派头，而一见戴笠在座，他又会立即恢复从前的奴才相，对所有穿‘黄马褂’（黄埔生）的人，不是低三下四地送烟送茶，就像机器人一样坐在一边。我们一些同事，每在一起谈到毛人凤时，无不为之咋舌，都说这是个神秘的小人物。”
其实，文强的观察多少还带有点昔日阿蒙的偏见，长期居高临下惯了，偶遇毛人凤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就觉着对方翘了尾巴。平心而论，有了这么多的历练和功绩，毛人凤不愿再接受“大毛”的蔑称，只算是最微弱的自卫，倘若换了别人，还不知道尾巴要翘到什么地方去了。为此，已升为北平站书记的毛万里，有时来总部述职，看到彬彬有礼、多有谦恭的兄长时，常常要指责“五哥”太“犯贱了”。毛人凤听之称善，我行我素，并不改正。
患难显忠心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名义扣押了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共同救亡的八项主张。
当时，身负分析整理西北方面情报的毛人凤究竟干了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