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左邻右舍，指的是吃特务饭的同行。偌大一个武昌行营，从事情报工作的部门不止三科一家，其中有政训处，属于蒋介石安插的耳目；有第二科，是张学良把持的情报机构。它们各事其主，互不沟通，偶有龃龉，互不买帐，常常闹得拉破脸皮，形同陌路。就拿政训处来说，过去就多次与第三科“撞车”，但身为正、副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硬把戴笠压得低去一头。可是，自从毛人凤到任后，与政训处打交道，便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见效的招数有二：一是态度上温良恭俭让；二是方式上推崇“合作”，不搞自守门户。只要你主动烧香拜了人家的佛，人家也会把香烛钱送过来。因循此理，再来个依样画葫芦，与二科的关系自然也不难处了。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姓陈，叫陈昶新，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学校镀过“金”。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二科陈昶新是张主任的“耳朵”，但这两只“耳朵”老是打架。一个上举“中央”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另一个呢？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门生（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直把陈郡年看作后生小辈，根本不正眼瞧一下。
毛人凤来到后，情形就不同了，他见到佩戴上校领章的陈昶新，不管对方如何面带严霜，总是毕恭毕敬地行礼，表现了十二分的尊重，时间一长，冰消雪融，换来了好态度。随后有了合作的可能。毛人凤常拿一些自己搞来的，诸如东北军内部军官吃空额、卖给养、盗军需、搞腐化之类的情报，通给陈昶新，表示“不见外”。
而后，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昶新也回赠一些他认为毛人凤感兴趣的情报，诸如贺衷寒派到部队里的“政训员”有拉帮结伙、吞黑吃白之类的非法勾当，湖北保警的内部腐化，暗通土匪的情况等等。这样一来，情报源扩大了，耳目灵通了，令戴笠也获益匪浅。戴笠将毛人凤的做法总结成八个字的经验，即“广交朋友，为我所用”加以推广，他本人甚至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出面跟陈昶新拉交情。其直接结果，固然浓厚了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蜜月”色彩；间接结果，却是抬高了毛人凤在三科的地位。
天生是块特务料
毛人凤所在的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除了秘书、庶务等股室外，真正从事主业的，只有三个股室，它们各有分工。第三股专管“匪情”，负责搜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报；第二股专管“行动”，主要以缉捕、暗杀、行凶为主；毛人凤当股长的第一股，专管“防奸”，讲得透彻些，也就是替蒋介石侦伺国民党内的各种异己力量的动态，重点在军队方面。相比之下，“防奸”
一项，更是特殊中的特殊，秘密中的秘密，没有深藏不露的城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灵是干不好的。另外，最最难的，就是甄别情报的用处，能够根据亲疏远近的尺度，恰如其分地递送，否则，不要说干不长，丢乌纱帽、掉脑袋都有可能。
毛人凤谨慎小心、勤勉精细的工作作风，以及圆转恭顺的处世方式都给他带来莫大的好处，但最管用的，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本领，却在于他能准确地把握情报的价值，处理时能做到心明如镜、合丝合扣。要点归结起来两句话：首先是当戴笠的“耳目”，其次再是别人的“耳目”。
因此，每有情报，浮在面上的，毛人凤就装进档案袋，按照正常的程序，通过陈郡年——周伟龙——戴笠的路线，往上传递。如果是有“特殊”价值的，他就藏在肚子里，等到戴笠来武汉时单独汇报。比如类似贺衷寒手下那些“政训员”的非法勾当，以及由周伟龙控制的湖北保警系统敲诈勒索，暗通土匪、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他都直接向戴笠汇报，从而使戴笠在与同行的争斗中，有了震慑对手的“秘密武器”。这在戴笠刚刚起步，羽翼尚不丰满，却又踌躇满志的时候，是万万不可或缺的。
为此，戴笠暗地里时时称赞这位老同学，天生是块干特工的料，不仅知道蒋委员长交办的公务，更了解自己要办的“私务”。于是，在戴笠的心中，毛人凤的份量日趋加重，每每去武汉“检查工作”，戴笠与毛人凤单独相处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不久，毛又悄无声息地干了一桩让戴笠十分满意的事。
事情得从特务处对十七路军杨虎城的侦控说起。
杨虎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后来叛冯附蒋，为“中央”立了功劳，“荣任”陕西省的省主席。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侦控。杨虎城不甘示弱，明里与蒋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