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说法上还是变成了“老板”身上第“五根毛”。对此，毛人凤从不辩解，只在假毛善森毕业后正式登记参加特务组织时，劝他改了名字，叫毛森。这就是日后军统中著名的“浙江三毛”①中的一毛。
对毛人凤在浙江警校“熬资格”的状况，文强（当时是浙江警校的政治指导员）后来有段回忆，他说：“（毛人凤）整天足不出户，不言不笑。不管有事没事，总是默默地守在办公桌旁。大概是由于他埋头工作，给上司留下好印象，一年后被升为记录员。当时，我是警校的政治指导员之一，我每次在特派员办公室参加政治指导员会议，总见毛人凤一言不发地做记录。
我们抽烟他不抽，我们喝茶他不喝。会后照例有一顿美餐，也不见他入座。在书记长颐指气使的指挥下，他谦恭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显出十足的奴才相。戴笠身边的人，对他无不冷嘲热讽，而他却安之若泰。”
其实，文强哪里知道，这正是毛人凤的看家本领，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忍住了，时间不负人，水滴石穿，再蛮横的性子也爆不出火星。有的人甚至还对他产生了好感，点评“五毛”之际，常常说几句“大毛”的好话。新上任的书记长张行琛就是一个。自接替王孔安后，毛人凤踏实勤勉、不喜张扬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旦发现有浮皮潦草的情况，就亮出毛人凤，要求大家向他看齐。当时，在警校本部附近，有一块被人称为“租界”的地方，专门用来进行保密程度极高的特工训练，一般人未经特许，是不准出入“租界”的。
但由于工作需要，再加上毛人凤寡言沉稳的禀性，张行躁就把进入“租界”传递公文的任务交给了他，在师生员工的眼里，这无疑是陡添神彩的一笔，如果说这一年多的生活中还有点滋润的话，恐怕也就像长不好的甘蔗，末尾梢上有点儿甜。
①“浙江三毛”即毛人凤、毛万里、毛森。
小校股长
1935年初夏，毛人凤接到调令，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任股长，佩少校军衔，这也意味着在浙江警校特派员办公室“熬资格”的日子结束了。
然而，升官并不等于长身价，庙宇大了，菩萨也高。就拿武昌行营来说，其实与“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是一个二合一的班子，说俗了，也就是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兼行营主任。毛人凤所在的第三科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架子，同时还有着军事委员会调统局第二处武汉站的牌子。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事实上是这里的头儿，直接领导着担任三科科长的陈郡年。
凭着一年多的警校历练和静心细察的功夫，没过多久，毛人凤便瞧出了其中的一些暗扣。他记得戴笠在阐明特工的含义时，曾连珠炮似他说过一串意思相近的词，所谓：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任务、特种勤务、秘密武器等等。随后去南京特务处本部时，他发现机关不设在复兴社总部所在的明瓦廊，而是单独地偏居在鸡鹅巷53号时，曾有点迷惑不解。现在终于醒悟：
原来，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与特务处在各地的分站，全都是分灶埋锅的，而且明里暗里的关系也不一样。明里看，分社书记长的名头和级别要比特务站长高；暗里，书记长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特务站的监督，特务站的事却不能过问，有时甚至连特务站机关设在哪里都不知道。显然，戴笠执掌的复兴社特务处，不仅自立系统，在工作性质上还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密性。
悟到了这一层暗扣，回头再来掂量特务处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不得不刮目相看了。黄埔四期生的底子，宁汉分裂时，他在唐生智部下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潜入汉口，被周伟龙抓获。戴笠便以黄埔手足、师生之谊劝说他“弃暗投明”，结果周伟龙丢下宪兵营长的官帽，随戴笠一起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
自此，戴、周结下厚谊。等到复兴社特务处开山立柜，周伟龙便成了组织中最早的骨干之一。眼下，他明里挂着湖北省警察署长的职，暗里负着特务处武汉站长的责，恃势傲物，眼高过顶，除了对张学良等几个高级官员尚有忌惮外，谁都不放在眼里。面对这样的上司，毛人凤犹觉根基虚浮，几天前看着还令他气壮的少校军衔，比照下来，似乎还不如警校当上尉时的心境，真可谓：
庙宇高了金身大，小鬼也须好身量。于是，更加小心谨慎，勤奋工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