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院的党委书记也来看我手术以后的情况。到了晚上八点钟，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又来检查了我的刀口。他们都说，情况很好，明天可以吃流食，以后可以吃半流食。我要求晚上停止输液，他们说不能停，还要继续输液，如果晚上睡觉右侧比较难受的话，可以让护士帮助翻翻身。
四月三十日，我整天都在输液，也不想吃饭。到了下午，我突然放了一个屁，主治大夫和护士长听到以后都说，这就好了。因为动手术时翻动了我的肠子，只有肠子通了，才能放出屁来。我问他们，我在卫戍区吃的饭里有不少砂子，是不是吃子砂子以后，才产出这么多结石的。护士长说，这跟吃进去砂子没有关系，结石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产生的。我又问医生，切除了胆囊，今后要注意些什么？他说：“注意不要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就行了，因为吃多了油，就容易拉肚子，别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五月一日，节日放假，但主治医生和护士照常来上班。值班护士给我量了三次体温和血压，一切情况都很正常。他们都说：“像你这种情况很少，一般人做了手术以后，总有一些低烧，可你和平常人一样，身体没有什么变化，这证明你的身体是不错的。”
这一天我躺在地下室的病床上，感觉到医院很安静，只是看到外面起了风，地面上风沙很大。自从一九七一年九月被逮捕以来，六年了，我这还是第一次在北京城过“五一节”，而且是在病床上度过。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没有想到要坐自己人的监狱，而且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活着出来。我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想自己为了革命而抛下的父母，想自己的亲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属和孩子是死是活。他们不会知道我的情况，他们也不能来看我，反而我时刻担心他们目前的处境......。
五月二日早上，主治大夫说：“可以下来，走几步试一试。”我爬了起来，就觉得肚子像捆着绳子一样，但是对走路没有多大的妨碍。从这一天开始，大夫叫我正常吃饭，但还得继续输液。
这天上午，吴蔚然和王历耕两位教授又来查房，问了问手术以后的情况，看了看我的刀口，然后告诉我，手术以后的情况一切良好，过四天以后就可以拆线，就可以正常起来活动，正常吃饭。他们还祝我早日恢复健康。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他们真诚负责，对我的病情也很关心。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们！
五月三日，我开始下床在走廊上活动，但是开始吃饭以后，一天大便四、五次，还带有血色。主治大夫详细地问了过去的情况，还拿了我的大便去化验，结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住院期间，看守我的几个战士，无论白天黑夜都轮流在我房间里放哨。他们每人发了十五天的饭票，到医院食堂里吃饭。听他们说，食堂的伙食很好。
在床上躺着没有事情，就想让护士帮助找两本小说看一看，但是管理员硬是不同意。这个管理员是秦城监狱中态度比较坏的一个，动不动就训斥“犯人”。我心里想，这里的人哪个职务不比你高，上面的斗争懂得什么？但是既然碰到了他，以后我就不再提什么要求了。
身体逐渐地恢复，到了五月八日和九日，主治大夫分两次给我拆了线。九日下午，吴蔚然和王历耕两位教授再次来看我，为我检查了伤口。检查以后他们告诉我，一切正常，再过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
五月十六日上午，主治大夫来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就可以出院了。他们给我带一些药品回去用。下午，公安部的人来医院结账，并通知我明天回秦城。
五月十七日上午，主治医生和护士都在办公室和治疗室清理自己的东西，管理员和几个战士也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下午五点，公安部的两位处长来接我出院。主治大夫和护士长送我到大门口，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我不好问他们的姓名，至今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只能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感谢！
车子开动的时候，有六、七个医护人员向我招手致意。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心理上的安慰。回到秦城，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仍然让我回原来的牢房住。管理人员在门口接我，他询问我手术的情况，并跟我说，胆囊切除了，今后的身体可能会好一些。监狱的大夫和护士，立即来给我检查了身体，量了血压，并看着我吃下了所有的药。我要求给我一粒安眠药，他们立即就拿来了。
又回到秦城了，一切还和原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