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秦城监狱是一个让自己认识自己不是人的地方。古今中外的监狱大概都是如此。我住的是共产党的高级监狱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住的监狱了。但是我想，今后是不是除了惩罚以外，也能够给犯人一点人权，一点生活的改善？是不是一味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是改造犯人的好办法呢？我不懂得司法工作，但是经过多年的牢狱的生活，我想到了这一点。
八、切除胆囊
从一九七八年一月开始，我就感觉到肝脏下面疼痛，每天晚上睡觉以后，就不舒服，好像有一股气从左到右，隐隐作痛，痛的时候，精神不振，全身无力。因此我经常敲门要哨兵转报管理人员找医生看病，医生来了以后，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给一点止痛药吃。
以后，白天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每次发作的时候，我都找医生要止痛药吃。就这样，吃了两个来月的止痛药以后，到了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痛得特别厉害。哨兵从门上的孔里看到我蜷缩在铺上，就打开牢门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告诉给了他，他便立即找来了医生。医生详细地给我检查了腹部，给我打了一针止痛药，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过了一个星期，突然从北京医院来了一个大夫，由监狱里的医生陪同着，来到我的牢房，特地给我看病。我想，这一定是监狱把我的病情报告了公安部，因此请了北京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会诊。
又过了三天，北京军区总医院又来了三个大夫，两男一女。他们带来了一台仪器给我检查，着重检查了腹部的右面。他们检查了半天，又没有告诉我任何结果。我不由地问大夫，如此频繁地给我检查身体，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吗？大夫回答说，可能是胆囊里有结石，但是还要作进一步地检查。
这之后的一天上午，这三个大夫又一起来到我的牢房，向我说明，要到监狱的门诊部去用X光照相。到了那以后，他们首先给我照了几张大片子，然后叫我吃下四个油炸荷包蛋。我是多年没有吃过的美餐了。吃完了以后，他们叫我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给我照了三张片子。他们对我说：“结果出来以后，会专门给你谈的。现在条件好，什么病都能查出来，请放心，不要着急，查清楚以后，给你治疗，不要有过多的思想负担。我们还要请北京医院的大夫来再给你检查，他们的设备全、技术高明。”
一九七八年三月底的一天下午四点，管理员通知我晚上不要吃饭，去北京城里检查身体，回来后再给我吃饭。天快黑的时候，他们把我叫出了牢房，下楼上了汽车。我坐的是一辆黑色的轿车，管理员坐在前排，我坐在后排，两边各一个警卫。监狱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乘坐一辆吉普车在前面带路，后面是一辆大车，车上坐着一个排的战士。
我们的车由秦城往南开，以后转向了北京市区。因为是夜间，看不清楚，车到了东单，我才明白是到了北京医院。北京医院已经是大变样了，新修了一座大楼房。医院门口有辆吉普车在等候，他们是公安部的两个处长，事前同北京医院联系好了，并在前面引路。他们带着我径直走向医院的X光的照射室，只见大夫和技术人员都已经身穿工作服在里面等候，准备工作也已经做好了。他们看见我时有一点惊异，但是态度还是好的，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我到透视室以后，押送的监狱管理员、医生和护士，都在另一个房间休息，没有进来，一切都由第一次到秦城来给我检查身体的那位大夫和技术人员安排。他们先给我打了一针红色的液体，稍稍休息以后，就扶我上了X光的照射台，左一张、右一张地先后一共照了十几张。第一批照片拍完了以后，同样让我吃了三个荷包蛋。然后又拍了几张。最后，我看见大约有厚厚的一迭照片。北京医院的工作作风还是那样细致，认真负责，我内心里非常感动。
我在X光室一共呆了大约有四个半小时，到了午夜一点才统统拍完。回到秦城，已经是大约下半夜三、四点钟了。管理员给我搞来了一饭盒的馄饨，我全部都吃完了。第二天，我睡到了上午九点才起床。
以后十多天没有动静，到了四月十八日，监狱门诊部的一位医生到“放风场”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病是胆结石，胆囊里有三块石头，需要动手术来切除胆囊。他们已经写了报告给公安部，公安部又报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已经批准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