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仍然是把我一个人关在三楼这一层楼上。单独有一个哨兵来看守我，不时来一个带班的查哨。哨兵有时开门进来同我说话，问长问短。有一个哨兵对我的态度特别好，常告诉我一些外面的事情，没有人的时候还进来帮我拖地，有时问我的历史，我简单地答几句。有一次问我：“你认识彭德怀吗？”我说：“怎么不认识。”他说：“彭德怀已经去世了，你知道吗？”他还告诉我关于贺龙平反的消息等等。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已经被开除了党籍，你知道吗？”我当时猛地吃了一惊，头昏了半天，足足有五分钟时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说：“这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人都没有被开除过党籍呀！而且这么大的问题，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为什么这样背着我干呀？这样做是党章规定的吗？”他看我比较激动，就安慰我说，他只是听别人说的，让我冷静一点，说完，关上牢房就走了。
这番话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日日夜夜考虑这个问题，究竟是真还是假？过了两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去问管理员：“听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是真的吗？”管理员说：“没有听说过，你听谁说的？”我说：“听一个哨兵说的。”他又问：“他们什么时候对你说的。”我说：“是三天前的上午对我说的。”管理员说：“他是乱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从那天下午起，我就没有再见过那个哨兵，其他看守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变了。我知道这一下坏了，可能牵连到那个哨兵，都怪我当时处事不冷静，真是后悔莫及。
又过了一天，就不让我一个人住在三楼了，他们把我搬到二层中间的一间牢房里。虽然条件同三楼是一样的，但是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问管理员，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管理员的态度也变了，他说：“我们根据需要对你进行管理，叫你到那里，你就到哪里，不要多问！”其他看守人员的脸也变了，过去的笑脸不见了。
从此，我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因为我对事情考虑得不周全，办错了事情，特别是那个哨兵可能受到了处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现在何处，只有在这里向他表示歉意。
又过了半个月，大约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向我宣布了一张纸条，说：“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开除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党籍。”这两个人身着军装，不告诉我们是代表谁，是哪个单位的，更不同我们多谈一句话，转身就走。一九七三年开除了我们的党籍，到了一九七八年才告诉我们，上面只是开除了我们拉倒。
我在秦城监狱一共度过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生活。我从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的领导人之一，一下子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专政的“囚犯”，这个反差是非常巨大。我过去不知道我们自己监狱里的情况，有多少条规矩，对待犯人如何。蹲了五年的秦城监狱，才逐渐地体会到这里面的情况，才认识和体会自己是一个“犯人”
一到了秦城，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进牢门，除了看守人员之外，就谁也看不见了。看守人员也只有送三顿饭的来了才开门。见到的人都是不认识的人，他们都是在牢门外面猛地叫一声：“打饭！”别的什么也不说，一副冰冷的面孔。有时可以听到门外面有脚步声，但是不见人。门上有一个小孔，门外面的人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外面。有时医生来看病或者护士来送药，可以见到他们，但是除了问病情之外什么也不说。，看完病就走。提审都是突如其来，突然有个看守人员开门叫一声“提审”，你就得跟他们走，进到一个屋子里，只见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字。对面是一排专案组的人员，还有录音机，还有几个搞记录的，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问，一个个声色俱厉，说话刻薄，动不动就拍桌子。但是我看这些人，并不了解情况，只是吓唬人。
提审完就要你写材料，但是纸和笔必须要经过专案人员的证明以后才能给。纸张也不多给，管理人员问你，需要几张，说定了以后，当面点数。不够用或者是写坏了，必须重新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后，再由管理人员点给你。写材料的时候，没有桌子，在铺上写，时间一长就腰酸背痛，头晕眼花，但是不写又不行。
一进牢房让你觉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是死路一条。但是想死也死不成，他们把一切防止自杀的办法都想到了，不仅钢笔、手表、眼镜、铅笔要被没收，连衣服上的扣子和衣服、裤子、鞋子上的带子等，也被收走。吃药要看着你吃下去，要针线缝补衣服，也要你在限定时间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