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林办的秘书把那幅字找出来以后，我就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要我立即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件事情，我和邱会作就告知辞走了。八月八日上午，叶群坐飞机回北戴河，我又到机场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叶群。
这之后，我与叶群还通过一次电话。九月上旬，空军召开航校工作会议，部署学校工作，九日下午，我去空军学院礼堂，向全体与会人员做报告，中间秘书给我递了一个条子，说是叶群来电话找我。我不知道有什么急事，就宣布会议暂时休息，去接电话。没想叶群告诉我，林立衡很快就要结婚了，结婚的那天，准备放两部电影，让全体工作人员表示庆贺。由于林立衡是空军的干部，所以要陈绥圻帮助找两部影片。她还说，只要提出影片的名字就可以了，提出来以后，告诉林办，他们自然就会找出电影，送到北戴河。
接完这个电话，我当时心里想：这是什么问题，还要打电话来找我！回家以后，我就要陈绥圻帮着找一找。陈绥圻要秘书从王辉球那里找了一本《大众电影》合订本，坐在那里翻了半天，也没有找出什么合适的。以后叶群没有再来电话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十二、毛泽东南巡
正当我们如坠五里烟雾里，认为：庐山会议的问题已经完了，全党可以团结起来，为实现“九大”的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毛主席又开始了南巡。这次南巡，是毛主席许多次南巡中最神秘的一次。
历次毛泽东外出，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毛泽东的行踪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掌握，这是组织纪律。但是，毛泽东每次外出，都要派飞机给他送文件、送东西、接送客人。这些派飞机的事情，有时候是周恩来通知我，有时候是汪东兴直接打电话来要我办理，所以毛泽东的行踪我是知道的。这一次，毛主席在武汉等地不断地派飞机接送几个省、市的领导，这些情况我也是知道的。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是在搞串连，是在针对我们采取措施。他同当地领导人的谈话的内容，对我们，包括林彪，都实行了极为严密的封锁。
正好是在九月上旬，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李作鹏陪同代表团到武汉时，见到了刘丰。刘丰把毛泽东讲话的一些内容，简要地告诉了李作鹏。李作鹏回到北京以后，在欢送代表团的宴会之前，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黄永胜，但是没有告诉我和邱会作。
邱会作比较机灵，宴会以后，就坐进了李作鹏的车子，追问与黄永胜谈话的内容。李作鹏也就将情况简要地告诉了他。唯独对我，他们是滴水不漏，说我的嘴不紧。
一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在济南保外就医以后，才从一些材料上了解到毛泽东这次南巡的情况和与人谈话的内容。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于八月十六日到达武汉。在武汉，他先后同湖北、河南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日，他又相继在长沙、南昌分别召见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之后，他于九月三日到杭州、九月十日到上海、九月十一日到南京，先后同上海、南京的党、政、军负责人谈了话。九月十二日下午，他回到北京，在丰台车站同吴德、李德生谈了话。
毛主席一开口就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毛主席总结了十次路线斗争。这样把我们的问题也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纲上。毛主席说：“对路线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个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材料，批了三十八军和济南军区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议，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报告上加上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的六号简报，（指庐山会议华北组那个攻击张春桥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周总理也作了总结，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没有问题了，解决了。其实，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级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