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节
    林立果到空军以后,开始还比较谨慎。但后来,在空军党办一些人的怂恿下,仗着自己是林彪的儿子,就越来越不象话了。他和党办的一伙人,不但在空军司令部兴风作浪,而且闹到了外地,将整个空军都搞得乌烟瘴气。我由于一直兼任着中央和军委的工作,对空军的事没有太多的时间过问,空军的主要工作当时是由空军政委王辉球和空军党委其他人负责。后来我因庐山会议的事,逐渐从中央退下来以后,回到空军一看,才开始听到对林立果等人的一些反应。但由于庐山会议的问题,我被搞得焦头烂额,想管也无能为力了。

    

    大约是一九七O年十月,叶群对我说:“立果这个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了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队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我问:“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我听了以后说:“既然你同意了,我也就没有意见。”

    

    林立果去了广州不久,就搞了一个“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的材料。我看了这个材料以后,感到不错,觉得还是有一些说服力的,就上报了总参。这个材料后来经毛泽东和林彪的批准下发,并在空九师开了一个现场会。

    

    这之后,林立果和周宇驰回北京来看我,说是要学习开直升飞机,以便掌握一点第一手材料,下去的时候少说一点外行话。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林立果不是飞行员,学习什么驾驶直升飞机?万一发生事故,我怎么对得起林副主席!了解一点飞行规律,懂得一点飞行技术就可以了,不要自己去学习开飞机。”

    

    为了这件事,我又打电话去告诉叶群,叶群也不同意。在我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后来没学成驾驶直升机,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周宇驰还是瞒着我偷偷地学习了驾驶直升飞机。

    

    我当时完全认为林立果、周宇驰他们真的是在搞调查研究,学习飞行技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还在底下搞一些别的名堂。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庐山会议以后,叶群、林立果背着我,同空军的少数人搞在一起,干了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一九七O年十一月,我陪江青到广州时,曾想去看看林立果,但是却不知道林立果住在什么地方。空军副参谋长胡萍说他知道,自告奋勇地把我带到了林立果的住地。我一看,他住的房子布置得很好,还有专门的厨师为他他们做饭吃。我很奇怪,林立果说是在空九师蹲点,怎么会住在这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只好对林立果说:“你们在这里搞到一定程度就该回去了。”

    

    林立果对我说,他们还要在那里搞调查研究一下,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去的。当时我并没有怀疑什么,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什么,呆了一会就回去了。

    

    以后我到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把我带到空四军巨鹿路的招待所,我看见隔壁的一所原来是上海资本家的别墅,被装修得很漂亮。我说:“招待所原来没有这样的房子呀。”王维国向我解释,说这是给林立果修的,他来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我这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也有住处。

    

    “九一三”以后,在我被逮捕以前的这一段时间里,经过群众的揭发,卫戍区的搜查,我才知道不仅在广州和上海,就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西郊机场、空军学院、和空军二高专等处,都有林立果的专用房屋。这些被称为林立果的据点,但我当时却一点都不知道。林立果等人的这些事情都是背着我干的。

    

    再就是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我前面提到过,我在林立果作“讲用报告”以后,就明确表示了不同意大肆宣传林立果这个“讲用报告”的意见,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大肆宣扬之风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这个“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八月下旬,我离开北京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时,北京的空军“三代会”却仍然进行得热火朝天。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讲用报告”问题,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在庐山上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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