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我这样做是维护林副主席的声誉，保护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从山下打电话给陈绥圻，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检统统洗掉。同时，我又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在北京负责“三代会”的刘锦平，也要求他这样去做。
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和秘书张叔良一起来到空军学院，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一一说明情况，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两千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了，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磁带也全部洗掉了。事情办完以后，陈绥圻打电话到山上告诉了我。
我开完九届二中全会下山，到空军学院为“三代会”作总结的时候，还特别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作了几个规定：一、不准传播；二、不准印发；三、已经传出去的要全部上交。
老实说，关于“讲用报告”的事，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不过也有些事情是我当时想到了，但是没有办法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以后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我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另外，我也开始感觉到，在林立果的支持下，空军党办的人已经开始不听我的招呼了，而且空军的事情也有些失控。比如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虽然我再三强调了组织纪律，作了几个明确的规定，在“三代会”上也收了一部分，但是其它散发出去的已经没有办法收回了，而且代表们回去照样宣传。根本上的原因是这些事情牵涉到林立果和林彪，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也被庐山上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已经顾不上空军里的这些事了。
后来，空军内不断有人向我反映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宣传问题，想让我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一九七O年中，沈阳军区空军政委张雍耿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反映空军司令部的一个处长在沈空情报部散布说，林立果就是天才，否定天才是不行的，谁要阻挠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都不行。这个处长还说，以后到空军司令部，不要随便找人，在司令部就是找曾国华、何振亚，到情报部就是找贺德全，到作战部就是找鲁岷。
另外，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的秘书张云龙调到广州军区空九师以后，发现了一些情况不正常，就向我汇报。结果空九师的干部把他看成是钉子，对他进行跟踪、盯梢，把他所有的情况都记录下来，并且有意地将他派到下面的团里去，不让他呆在师部。
还有，一九七一年八月，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的秘书李学敏，随邝任农到上海出差。回到北京后，他告诉陈绥圻说，刘锦平的秘书在上海扬言说：“不让学习林立果的报告是歪风。这个歪风，在民航是顶住了的。”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所以听到这些反应后，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一九七O年底，在空军三十四师当飞行员的许世友女儿许华山，一次到我家里来告诉我说，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三十四师还在出黑板报，而且调子高得不得了，把林立果宣传为“天才、全才、超天才和光辉榜样”。听到这样的反映，我很快给三十四师的负责人打电话，叫他们以后不要再这样搞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还收到了两封信。空十二军的一个署名江卫东的在信里说，现在从空军直属机关一直到广空，到十二军，都在以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态度来层层站队，把我和“吴办”都划到了对立面。江卫东的这封信，在“九一三事件”后，我要秘书把它交给了进驻空军的李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