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就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和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也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员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情提到了政治局里。她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一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江青的这些活动，每次我们下来以后都报告了林彪。记得林彪曾有一次对我们说：“现在江青在中央是为所欲为，谁拿她也没有办法。”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人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像上面那样的情况可以说是少见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这里，我说两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期间，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九大”的宣传工作。由于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的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这个口号的出现，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他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
我说：“我过去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一些问题的利害关系也不大懂得，谢谢林总对我的关心。我一定记住林总的提醒，一定注意很好地协助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