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佩服周恩来的这种气度。他非常有涵养，遇事冷静，沉着大度，绝不会为了什么闲言碎语而受到刺激发怒。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值得我好好学习。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以后。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心。一次，周恩来要我转告林彪，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说是出去走走对身体有好处，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是苏州不动。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就有点犹豫，说：“这个话我怕不好说。”周恩来鼓励我说：“你可以去试一试嘛！”以后，我找机会把周恩来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林彪。林彪说：“谢谢总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现在就连转车也转不了。”以后林彪还是没有出去。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对周恩来的好意是真心感谢的。
周恩来的批评并没有使江青有丝毫的收敛，相反，她的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件事是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江青住处去开会。我们到了钓鱼台十一号楼以后，见到江青同姚文元在闲谈。不一会儿，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来了以后，江青就招呼开会。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连她自己，一共有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江青说：“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我们几个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是在一边悄悄作记录。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制止了。
那天，江青一个人从上午九点一直说到了十二点，一气说了三个小时。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她首先是吹嘘她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出身说起，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又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同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的途中，飞机曾降落在西安，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
她还对我们说起了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的事情。她说，在未婚以前，毛泽东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亲自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闲游。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进行整理的抄写的。一九四七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回国以后就同毛泽东分居一直到现在。
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接着就开始攻击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批完周恩来，江青又批判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
江青对康生则半是吹捧，半是批评。她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在江青一个劲地信口开河过程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只听不说。姚文元出来捧场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看到我们几个人仍是一言不发，江青只好宣布散会。
从十一号楼出来，我和黄永胜同乘一辆车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俩在车上就议论开了。对这个会，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江青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不合法，她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么就有这个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