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乱糟糟的“文化大革命”终于逐渐安定下来，筹备“九大”一事也被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就在这时，一九六八年三月，北京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这个事情，实际上连我也一直搞不清楚真正的原因。

    

    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时，杨成武就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罗瑞卿下台后，经林彪提议，杨成武被任命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央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杨成武又当了组长，实际上也就是军委秘书长。

    

    杨成武与林彪之间的关系，从杨成武大女儿杨毅的工作安排也可见一斑。杨毅到《空军报》社工作，是叶群出面要我安排的。据我所知，对下属的子女如此关心，由叶群亲自出面安排工作的，仅杨毅一人而已。

    

    除了林彪，杨成武与江青的关系也很好，江青经常找杨成武办一些事情。杨成武对江青也很尊重，江青叫他办什么，他就办什么。但江青这个人很难相处，有时候为她办了事，不仅听不到她的好话，反而要挨她的骂。

    

    有这样一件事，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杨成武派人去上海为江青取材料。叶群通知我，要我从空军里派一个人，交杨成武统一安排去执行任务。我当即派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朱铁峥。杨成武也选了总参一个叫陈洪的干部，与朱铁峥一起去上海办这件事情。然后，江青、叶群、杨成武三个人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布置任务。在他们开会研究之前，叶群跟我说，这个会议参加的人越少越好，让我不要参加。

    

    事后，朱铁峥告诉我，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江青的一箱子材料，江青要杨成武负责把这些材料拿回来。这个任务，杨成武就交给了朱铁峥和陈洪去具体完成。朱、陈二人到了上海，把这一箱材料拿回来交给了杨成武。然后，杨成武就把这箱材料保存在京西宾馆。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中央文革碰头会在怀仁堂开会。那天，江青到得很早，我和杨成武到怀仁堂时，江青突然向杨成武发开了脾气。她说：“你杨成武是‘放长线钓大鱼’呀！你从上海搞来的材料，迟迟不作处理，你是想钓我这个大鱼呀！”杨成武一听，赶紧申辨说：“我怎么是‘钓鱼’呢？我能放长线‘钓’你江青同志吗？”江青说：“你从上海拿来的材料，为什么不烧了，放在那里想干什么？”杨成武当时脸就变色了，说：“你江青同志不叫我烧，我敢烧吗？”江青说：“你早就应该烧了。你和谢富治、戚本禹一起立即烧掉。”杨成武说：“好，马上办。”当天晚上，杨成武就与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在京西宾馆把这箱材料烧掉了。

    

    另外，当时还有一件事情与江青和杨成武有关，这就是关于组织写作“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的事。一九六七年冬，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要写一个“两条路线斗争史”，并且提出要先写出一个提钢。对江青的这个提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那么这个提纲究竟由谁来写呢？江青提议由杨成武负责。于是会议决定，这个提纲由军队组织写。

    

    会后，杨成武专门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抽调了三十多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的一层楼上，专门来写这个“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杨成武把自己的女儿杨毅，也从《空军报》社调进了这个写作班子。

    

    过了三、四个月，提纲的初稿出来了。讨论的时候，杨成武要我也去参加。我一看，这个提纲里面总共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再有一个就是江青。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连周恩来都没有！于是我就跟杨成武说：“连朱老总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能行吗？”杨成武和我咬耳朵说：“是江青不叫写的。她不让写周恩来，也不让写其他人。”我这才明白，江青哪里是真的要写什么“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她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机抬高自己，为日后进一步掌权作铺垫而已。

    

    我又联想到了另一件事。在这之前，有一次，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你们现在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示”。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以后，毛泽东一看就说：“我早已经知道了，那是假的，没有用处。”我把这两件事情一联系，我当时就感到江青这个人，用心叵测。

    

    “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写成后，杨成武就送给了江青，江青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一下就把提纲摔到了地上，并且告诉江青，赶紧把这个提纲烧掉，一份也不要留；参加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