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就在会议上宣读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以后，勾结二O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决定》规定的处理办法是：一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指挥外，八O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O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归刘贤权指挥。二是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的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并为死去的恢复名誉，对负伤的负责治疗，被逮捕的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三是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将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决定》宣读完，就当场逮捕了赵永夫。之后，周恩来又讲话强调：“军委扩大会议应当很好地讨论这个《决定》，接受青海的教训。今后，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准开枪，更不准打死、打伤和逮捕革命群众。”
我同赵永夫很熟悉。他原来是东北军的人，直罗镇一仗他成了我们的俘虏，就参加了红军，并从此成了我的部下，从班长、排长、连长一直提升到了团长。解放以后，他在青海省军区当了副司令员。
青海事件发生后，赵永夫曾经打电话报告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叶剑英答复说：“你们打得好，打得好！”可是突然之间，由于中央文革的插手，事情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说赵永夫是打死、打伤“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把他抓了起来，而且几乎把他枪毙了。这样的处理，弄得叶剑英也是措手不及。
青海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不过以后有人告诉我，青海发生的事件，是西宁市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在北京来西宁串联的一些学生支持下，借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报社大搞“打、砸、抢”，有几个报社的工作人员竟被活活打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搞来了一批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做工作的解放军战士进行武力威胁。省军区以赵永夫为代表的领导认为，这样的书面很危险，于是派出部队对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进行了武装包围，命令他们立即退出报社，交出武器。但占据报社的造反派向部队开了枪。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不开枪进行反击，从而致使一些造反派被打死、打伤。当时的情况，赵永夫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军委和叶剑英。
中央文革对青海的整件最初保持了沉默，但几天以后就利用简报刊登了青海“红卫兵”的来信，控诉被“武装镇压”的经过。张春桥、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还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审青海事件。这才有了毛泽东三月十一日的批示。
以后，中央文革找造反派几次了解情况，都是一些一面之词。依据这些一面之词，中央文革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这样解决青海事件。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由来。
就在处理青海事件的同时，又发生了内蒙事件，两个事件的经过大体都差不多。事情也巧，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王良太也是我的老部下。我任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的时候，他当过纵队参谋长。一九六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