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三军”这边，有一些演员是能够直接“通天”的。于是，她们把演出的问题直接汇报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说：“你们去找林彪同志。”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林彪就说：“你们演出吧。”
五月十三日晚上，“老三军”组织的文艺会演，如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演出刚刚开始不久，北京“三司”的造反派果然领着军队的造反派就来了。他们分乘几十辆汽车，包围了剧场，然后一边高喊着口号往里冲，一边见物就砸，见人就打。两派发生了武斗，打得一塌糊涂。一瞬间，剧场变成了战场。由于来冲击的造反派很多，准备也很充分，于是设施、乐器被砸，在场的演员被打伤，参加演出的同志损失严重。
一听说发生了武斗，而且“冲派”又人多势众，北京军区、海军、空军、二炮机关里的人坐不住了，纷纷准备出去支援。与我们空军大院仅相隔一条马路的海军领导机关，由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李作鹏亲自率领机关的人员前去支援。临走前，李作鹏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们这一走，海军大院就空了，叫我们在家里先不要动，万一有情况，我们既可以支援，又可以守卫，帮他们看好家。我说：“好，我们就这样分工。你们放心地去吧，有我们在就有海军大院在。你们去现场支援，担子要比我们重。”
放下电话，我立即发布命令，要求空军机关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办公室，高度戒备，并密切保持与演出现场的联系。然后，我立即向周恩来和林彪报告这一情况，并一直在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准备一旦有情况，就马上调动人员去支援，并随时报告周恩来总理和林彪。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几乎不亚于战争年代进行的一场战斗。一个文艺演出活动，竟然闹到了这样的地步，也真是史无前例。
萧劲光、李作鹏率领的海军机关人员一赶到北京展览馆剧场，就立即冲进去抢救伤员。“冲派”看到有人来支援，也马上调集力量，又包围了海军的人。恰好在这个时候，北京军区机关、二炮机关和其它部队的人员也陆续赶到。双方一场混战，武斗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最后，中央文革派陈伯达、林彪派萧华来到现场制止，这场武斗才算停了下来。
陈伯达一到现场，就指责“演出派”不该坚持演出，以至引起武斗。萧华也说：“我叫你们不要演出，就是怕发生武斗，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演出派”原本就对萧华不批准演出心中有气，认为是受到了压制。现在被冲、被打以后，反而又受到指责，就更加不满。他们纷纷责问陈伯达和萧华：“我们搞演出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难道是错了？他们联合地方学生冲击演出，搞打、砸、抢反而是对了？”
“演出派”本来是保萧华的，但萧华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使得“演出派”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此而种下了他日后被打倒的祸因。
武斗被制止下来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五月十四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双方武斗的行为，并且认为萧华的讲话是对的。结果，他的话引起了“老三军”的不满。下来以后，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跟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他把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也就不再说话了。
这个时候，从不轻易出面干预具体事情的林彪亲自出面了。他冒着对抗中央文革的危险，公开支持“老三军”对抗“新三军”、“三司”等造反派。五月十五日上午，林彪要叶群带领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领导人，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被打伤的人员，并发给他们《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对另一派的人员置之不理。林彪以这样的方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林彪明确态度后，中央文革也不得不跟着转了过来。
五月二十三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演出派”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演出。这一次，林彪不仅派叶群前来观看演出，还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进行保护，这次演出就再没有受到冲击。
六月九日，“演出派”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次演出。这一次，林彪亲自出席，并带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杨成武、汪东兴、姚文元等前来观看了演出，给演出派撑腰。这一下子，军内的造反派垮了，“老三军”一下子翻过身来，成为林彪和军委直接控制的一支政治力量。凭借着这支力量，林彪和军委可以直接与北京“三司”等学生造反派对抗，从而开始稳定北京的局势。中央文革依靠北京“五大领袖”一手遮天的时代成为了过去，我们的日子也好过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