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自己要求去上海，他认为上海华东医院的治疗条件比较好。我们尊重他的意见，立即派飞机把刘亚楼和他的妻子翟云英，以及保健医生、秘书、警卫人员等一起送到了上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对刘亚楼十分照顾，专门在华山路腾出了一座花园小楼，供他们居住。同时，还派来了一个高级厨师，照料他们的生活和饮食。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刘亚楼的病情十分重视，责成国家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派出由张孝骞教授等著名专家组成的高级医疗小组，随后也来到上海。这个医疗组就住在刘亚楼寓所的附近，专门负责他的治疗工作。但医疗组把各种药物用尽，各种办法想足，但刘亚楼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

    

    刘亚楼病重期间，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带着叶群从苏州赶往上海，亲自坐镇，照料刘亚楼的治疗工作。他不光天天派秘书或叶群去看望刘亚楼，自己也亲自去过几次。其关心的程度，确实是少有的。

    

    林彪到苏州、上海休养后，罗瑞卿主要在北京主持军委的工作，确实非常忙。但就是这样，罗瑞卿也在百忙之中，几次坐飞机到上海看望刘亚楼。另外，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和其他几位老帅，以及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各部部长、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等，也都曾先后到上海看望过刘亚楼。

    

    在刘亚楼去上海治疗期间，空军的工作就暂时由我来主持。那段时间，我一方面在北京主持空军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经常到上海去探望刘亚楼，并就一些重大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后，罗瑞卿总长和我一起去上海看望刘亚楼。我们当时见到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虚弱得几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这与以前的刘亚楼相比，几乎就是换了一个人。看到我们到来，刘亚楼勉强坐起来和我们说了一会话。我知道事情不妙，心情十分沉重，但这种情绪绝不能表露在脸上，只好强颜欢笑，劝慰刘亚楼一定要安心养病，好好治疗，但是一离开病房，我的眼泪就不禁夺眶而出。

    

    不久，刘亚楼打电话到北京，要我到上海去一下。我以为他有什么重要事情，就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赶到他的住所。没想我进了病房后刘亚楼告诉我，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已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叶群的意见，想把她放到《空军报》社当记者，想问一下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刘亚楼的意见。第二天，我就带着林豆豆回到北京，把她安排在《空军报》社当了记者。

    

    到了五月初，我在北京接到翟云英的电话，她告诉我，刘亚楼已经病危。接到电话后，我立即报告了罗瑞卿、杨成武，并马上会同他们，以及空军的几个主要干部和我的妻子陈绥圻，一同飞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立即赶到刘亚楼的住所。我们到时，刘亚楼已经开始便血，神志也开始模糊，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但他好像还是认出了罗瑞卿、杨成武、陈丕显和我。这时的他，尽管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可嘴里却还是翻来复去一直念叨着两句话：“毛主席重要，‘一O一’重要。”甚至第二天，他陷入肝昏迷并且一直昏迷不醒之后，可嘴里翻来复去就是两句话：“毛主席重要，‘一O一’重要......。”“一O一”是林彪在东北时的代号。我们这些林彪当年的老部下，后来也时常这样称呼他。

    

    五月七日上午十点，一直在刘亚楼身边不时为他测量血压和脉搏的两个医生，停止了工作，站起身来同翟云英握了握手，然后又同我们守护在刘亚楼身边的几个人握了握手，也就是宣告了刘亚楼的死亡。当时，我们不禁失声痛哭，悲悼空军失去了第一代杰出的领导人。刘亚楼逝世时才五十五岁，真是英年早逝！

    

    我和刘亚楼在空军共同工作了十五年，我们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谅解，彼此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我在红军时期就在刘亚楼的领导下工作，我对他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待我有如兄长，不光在工作上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放手去干，而且也在生活上给予我很大的关心和照顾。每次我外出休假，如果需要妻子陈绥圻陪同，他必定亲自给陈绥圻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代为请假。每次休息，总是约上我们全家一起活动。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好兄长而万分痛心！

    

    刘亚楼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空军的建设，所付出的心血，所立下的功绩，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

    

    刘亚楼逝世时，林彪还在上海。刘亚楼遗体火化时，林彪派人参加了火化仪式。当刘亚楼的亲属、我以及空军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随专机一起护送刘亚楼的骨灰返回北京时，林彪已先于我们回到了北京。

    

    我们的飞机到达北京时，包括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以及解放军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