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罗瑞卿对空军的工作特别关心，要求非常严，拼命督促空军。在一次空军的会议上，罗瑞卿还把对空军的工作要求归纳为四句话：“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考验，不要翘尾巴。”他的这四句话，我们在空军内部广为印发，把四条传达到了空军各个部队，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
在罗总长的具体领导下，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推广下去了。以后，各大军区，各总部、兵种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大会，以后大家把这个会叫做“三代会。”各地还树立了不少的标兵。例如，空军树立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兵，名叫潘复生；南京之区树立了一个军事训练的标兵，名叫郭兴福，等等。在南京军区树立郭兴福时，叶剑英和罗瑞卿曾亲自到南京，主持过两次现场会议，以推广郭兴福创造的训练方法和教学方法。
从此以后，全军各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红红火火、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各类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全军各项工作非常活跃。我认为，这一阶段的军队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军队的最好时期。
十四、刘亚楼去世
就在全军工作蒸蒸日上、空军工作进一步有所提高时，刘亚楼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精力也越来越差。面对空军工作越来越大的压力，刘亚楼竭尽全力，想把空军的工作搞好一点。但到一九六四年，他身体已经不大行了，精力已经耗尽，开始直下坡路了。他开始是觉得身体不大舒服，有些腹泻，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底被诊断为肝癌。这时，已经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
在一九五九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刘亚楼的工作就一直受到重视。一九六O年春，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从此，刘亚楼的工作热情更高，对林彪及罗瑞卿也更加尊重。
到了一九六O年三月，刘亚楼认为，中国空军应当有结合自己实践经验的一整套东西，光依靠苏联的一些条例、条令和教材是不行的。自从开始建设空军以来我们已经度过了十二个春秋，积累了自己的一些经验、教训，现在开始搞自己的一套东西，条件已经具备。他曾多次说，我们应当为空军建设，为下一代留下一点东西。
刘亚楼的意见得到空军党委常委们的一致同意，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刘亚楼便亲自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集中了空军各方面的技术尖子和写作人才，住在风景秀丽的杭州，摆脱一切具体事务的干扰，集中时间、精力，专心编写各种条例、条令和教材。这一段时间，刘亚楼本人，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杭州主持编写工作，而空军党委的日常工作，就交由我及其他党委负责。
编写工作到一九六五年八月告一段落，前后共完成了有关条例和条令三百零六本。中央军委条例、教材验收会议在审查时，认为这一批条例、条令和教材编写得好，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以我为主的精神，很好地结合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内容充实，规定具体，便于掌握和执行。可以说，由刘亚楼直接主持编写的这批条例、条令和教材，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对于指导空军的战备、训练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工作，对于整个空军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编写空军条例过程中，一九六四年，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古巴，以了解和加强同南美洲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中央决定以刘亚楼为团长，莫文骅为副团长。之后，刘亚楼率代表团在古巴一共访问了二十天左右。
回国以后，刘亚楼就感到自己的身体非常疲劳，很不舒服，于是开始到北京医院、协和医院等北京各个医院去检查身体。经过许多医生的多次检查，于这一年的十月底正式确诊为肝癌。确诊以后，为了填重起见，我曾经两次到协和医院去听取专家的论证和汇报。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刘亚楼确实患有肝癌。这个事实虽然严酷，但已是不容置疑。我当时认为，对刘亚楼隐瞒病情是无益的。经过研究，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直接告诉刘亚楼：“专家们对你的病情已经确诊为肝癌，你需要立即停止工作，安心休养，进行彻底治疗。”记得当时刘亚楼对我说：“还是你对我坦率和真诚，谢谢你直接告诉了我，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思想上也好有个准备。”
我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林彪、罗瑞卿和萧华，他们一致决定要刘亚楼立即停止工作，接受治疗。我同时报告了周恩来，后来林彪和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亲笔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要他好好休息，认真治疗，精神上不要有负担，但是又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