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天以后，石光华看我的伤势比较平稳，就准备护送我去汉口。临行前，我要刘震和吴信泉派来的那个警卫连回一一五师报到，只要石光华和一`两个医护人员护送我到汉口。然后，我带着几个警卫员分乘一辆吉普、一辆中卡，从铜锣出发，经罗山、宣化店、三河口、黄陂、滠口到了汉口。当时正值雨季，公路上都是泥巴，遍地泥泞，很不好走，我们整整走了两天一夜，才到了汉口。
一到汉口，我立即去见林彪。见到林彪，真觉得不好意思。林彪司令员看了看我的手问道：“痛不痛”？我说：“不痛”。林总说：“什么不痛，十指连心哪！好一点没有？”我说：“好了一点。”林彪司令员又说：“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了，就在汉口住下，找医生治疗，好好休养三个月再说，别的事，你就先不要管了，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
接着，我又去见了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兼武汉军管会主任陶铸。他们都知道我负了伤，也都安慰我，要我好好养伤。
就这样，我在武汉住了下来。关于我在武汉的生活，谭政、陶铸已经指定要四野司令部管理局负责人苏焕清负责，一切费用都由他们供给。正好，苏焕清是原来我们新四军三师司令部的管理科长，我们早已熟悉。最早苏焕清给我安排在扬子口饭店四楼住了几天，以后在兰陵路给我找了一座房子，最后又在胜利路给我找了一座更大的房子住了下来。这时，莫文骅派的十四兵团的组织干事王春本也到了，一边给我当秘书，一边照顾我的生活。
在铜锣受伤以后，我一直没有把自己因枪炸负伤的消息，告诉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她在天津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告诉了她，只能增加她的焦虑，也于事无补。因此在铜钟，我给她写信时，只说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一切都很好等等，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负伤的事。
不想刘震在给他妻子李玲写信的时候，告诉李玲说，我在铜钟负了伤，还可能有感染破伤风的危险。李玲看到这封信后，为我十分担忧。第二天，正好陈绥圻到她家里去，李玲一见陈绥圻就掉开了眼泪。陈绥圻当时觉得十分诧异，紧盯着连声追问：“是否前方来了信，出了什么事？”李玲一开始不说，陈绥圻就一定要李玲把刘震的信拿出来看一看。李玲被逼无奈，只好把信拿了出来。陈绥圻一看就慌了神，马上回到自己的住地，就准备来找我。因为当时还处于兵荒马乱的时候，她怕带着孩子路上不好走，就把新潮托付给了一直负责照顾他的日本保姆。当晚临走前，她给新潮喂了一次奶，就自己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南京，想从南京转乘轮船到汉口来看我。但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的空军正加紧轰炸南京，轰炸上海，轰炸长江航道上的一切船只，轮船无法通行。困在南京的陈绥圻心挂两头，急得不得了。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想办法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确切知道我的情况之后，她就又回到了天津，准备带上孩子再设法乘火车到武汉来。我得知她一定要来，就派了警卫员去天津接他们母子。不久，我们全家就又在汉口团聚了。
我在武汉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一直住到了十月。最初，什么事也没有，光是休养治疗。后来，十四兵团在汉口成立，调来了原热河军区的架子，组成了十四兵团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当时，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还留在北京待命，我就协助政委莫文骅筹建十四兵团的机构。不久，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也来到了武汉，我们三个就共同担负起了组织十四兵团领导机关的任务。
七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召见正在北平待命的刘亚楼，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决心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刘亚楼建议，空军领导机关由十四兵团机关再加上原航空局所辖人员组成。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很快将十四兵团部调到北平的命令下到四野。但四野把莫文骅、黄永胜和我都留下来，只由当时兵团司令部的参谋处长何廷一，于八月中旬带领十四兵团机关共两千五百多人，从武汉前往北平报到。机构既已调走，我在武汉就又没有什么事了。
由于我负了伤，结果有两个重大战役我没能参加。一个是沙市、宜昌战役，十四兵团所属的三十九军和四十一军、四十二军，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这个战役，打了胜仗，从沙市、宜昌一带渡过了长江。再一个就是衡宝战役，这个战役，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