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进行了整编。这次整编，主要是上面机构改编，下面军、师、团的建制不变。当时中央军委的命令是：

    

    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兵团，全野战军共十五万五千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二十八万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全野战军共五十八万一千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兵团，全野战军共九十余万人；原华北的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三个兵团共二十三万八千人。

    

    同时，除四个野战军以外，中央军委还将全国划分为六个大军区，并决定由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此外，组织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组织北京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

    

    东北野战军的十二个纵队，从一到十二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共十二个军，外加特种兵纵队。我们二纵队被改编为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共同隶属于十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我们二纵队的四师、五师、六师和独七师分别改称第一一五师、第一一六师、第一一七师和第一五二师。

    

    随着十四兵团的组建，我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震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这样，我便离开了三十九军，三十九军政治委员由原二纵队副司令员吴信泉接任。

    

    队伍整编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起，第四野战军在林彪的率领下（罗荣桓因病留天津治疗），分多路由平、津地区南下，差不多每个军都分成了两路，经过半个多月的行军，行程约两千公里。部队经河北、河南到达长江沿岸。五月三日，发起渡江战役，从汉口以东的团凤、武穴地区强渡长江，相继解放了武汉三镇，并在渡江战役中歼敌二十五万余人。之后，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继续进军江西、广东、广西各省，负责消灭华南的国民党军及白崇禧率领的桂系部队。

    

    这次进军，实际上是又一次的长征，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向南方长征，走的都是大路，而且我们是胜者，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要走、要打，都由我们自己掌握。当然，有一点却与红军时期的长征一样，那就是这次南下同样是都依靠两条腿来走路。天气炎热，兼程南下，部队指战员都非常艰苦疲劳。

    

    四野部队以东北、河北和山东籍的战士居多，初到南方，由于生活习惯和气候不同，指战员们不习惯南方的气候、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再加行军疲劳，日晒雨淋，酷暑，部队指战员普遍感到非常艰苦和疲劳。而且南方雨多、蚁虫多，后勤部门却来不及给每个人配发雨具和蚊帐。这样一来，疲劳加上淋雨和蚊虫叮咬，因病减员的数字相当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和以前长征时不同的是，这些病号都被收留到地方医院休养了，再也不会有因病掉队而牺牲的事情发生了。

    

    尽管有这些困难，但广大干部、战士在“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的鼓舞下，士气非常高昂，一路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尊重沿途各地的党、政组织，注意和他们搞好关系。就这样，部队一鼓作气，一路挺进到了镇南关和海南岛。

    

    令人遗憾的是，我由于一次意外事故，没能跟着部队一起行动因此没有经受这个锻炼。

    

    队伍南下时，我被留在天津，等待组织十四兵团。我和刘震两家住在一起，当时刘震还兼任三十九军军长，不久，刘震走了，返回三十九军指挥部去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在天津等了一段时间。

    

    趁着在天津逗留无事的期间，我与邓华、莫文骅等人先后参观了塘沽、大沽和天津市的一些工厂。当时天津市的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是我们新四军三师的老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我们几个人就去拜访了他，向他汇报了一些情况，并请他照顾一下我们留在天津的家属。他向我们交代了一些南下时应注意的事项，还请我们在天津一个名叫“古士林”的法国餐馆吃了一顿饭。

    

    四月底，我接到命令，要我与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第十四兵团政委莫文骅，以及谢阜民、刘转连等一批调动工作的干部一起，从天津出发，去武汉就任。我们随即从天津出发，先坐火车经济南到徐州，然后在徐州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