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穿的来说，每个人每年只配给三尺“更生布”。所谓的“更生布”，就是用麻袋和破布制造的再生布，数量即少又不耐穿，因此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全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现象相当普遍。这样的人家，谁有事就穿上裤子外出，没事的就披着麻袋片偎在炕上。我们到东北不久，就已是数九寒天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凛冽北风中，还能看见不少孩子一丝不挂地站在路口，眨着好奇的双眼观看我们这些过路的大兵。见到这种情况，我们部队的许多同志都出于同情心，把好不容易才带到东北的一些衣服，拿出来给了这些孩子们。
除此之外，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东北人民还要每年出劳工，去义务为日本人干各种苦活。有的去边防为日本人做工事，有的是下窑为日本人挖煤和开矿，有的甚至还要去当“国兵”，被日本人训练成炮灰。
亡国奴的生活真不是好受的。当时，在日本人的满州国统治下，中国人没有任何自由，绝大多数都穷得叮当响。在富饶的黑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油水都被榨干了，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
就这样，他们哪有什么多余的粮食来供应部队。加之，东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最早是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占领期间，还运走东北大量的大豆和牛`羊`马匹和各种物资，苏联红军纪律不够好，绝对不能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相比较。
然后，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从九月初到十二月初，我们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和干部约十三万人。与之相应的，国民党部队也在此期间陆续到达有八个正规军，三十万人左右。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很快的，一些村子就空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州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一切经费均停发。.......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的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
黄克诚的电报，确确实实是当时我们的真实写照。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只好让伤病员吃粮食，其他人吃点野菜掺此粮食煮的大锅粥。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严冬酷寒。东北冬天零下四十度左右，实在让我们这些南方人经受不住。由于部队在苏北时仓促出发，好一点的领到了一身夹衣裤，还有的人则什么都没有。可是越往北走，天就越冷，待我们到达东北时，已将近数九寒天，部队夜晚行军，不消多久，露在帽子外面的头发上，眉毛上就会结成一层白霜。因为冷，鼻子里老往下淌鼻涕，不久，淌下来的鼻涕就会冻成一根一根的小冰柱。另外，枪炮上的钢铁部分`火车上的扶手，不能用手去摸，一模就会沾掉你一层皮。炮兵营的指战员没有经历过这样严冬，早上起来擦炮两只手沾上炮身就拿不下来，强行拿下来时，手就被剥了一层皮，血淋淋的。
当时部队的减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冻伤。许多战士被冻坏了双脚。又由于我们对防治冻伤缺乏经验和常识，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地防治冻伤，也加大了减员的比重。
后来我们才知道，对冻伤的处理，像我们吃冻梨那样，不能一下子就把冻梨泡在热水里，这样冻梨就会烂掉。人体的冻伤也一样，如果发现有人冻伤了手或脚，必须动员他们先不要进屋，就在外面先用雪搓，待冻伤部分的肤色由黑开始转红以后，再进屋用凉水去拨，最后才能用热水去洗。如果一开始就用热水去洗，冻伤的部位就会坏死，最终的结果就是截肢。
还有，部队夜间行军，走不多久，鞋后跟就会沾上厚厚的一层冰雪，使人走起路来就像穿上一双高跟鞋，很容易把脚扭伤，因此必须及时把这层冰雪敲掉。另外，行军时，途中休息的时间不能过长，骑在马上的时间也不能太久，骑一会儿就必须下来走动一段，否则这双脚就不是你的了。
当时，先到东北的一些部队，从日本人的被服仓库里搞到了大头鞋`皮帽子`皮大衣等，什么都有。而我们后到的部队，什么也没有搞到，穿着一身秋装，真是越走越冷。到了这种时候，也顾不得什么军容风纪了，被子也好，毯子也好，只要能御寒，就都往身上披。就这样，好不容易捱到阜新，黄克诚才亲自下令搞了些白布和棉花，让各单位自己做棉帽子和大衣，这才算是过了一冬。
我们遇到的第三个大问题，就是部队的装备问题。
九月初，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