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八日，正当我们向西北转移的时候，走在前面的五团同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的队伍遭遇，双方随即对峙起来了。我们二团`四团和师部迅速绕过午城，到了午城以西。这时军团部给二师下的命令是，要坚决把关麟征的队伍堵住，不让它再往前进，限期是一个星期，以掩护整个一军团以至整个抗日先锋支队安全西渡黄河。
开始三天，是五团在那里抗击敌人，我们在后面待命。山西的地形很特殊。由于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到处都是因雨水冲刷而形成的高地和沟壑。像陕北一样，山西的高地也叫塬，这种塬大都是四边陡峭`下有深沟`顶上平坦，塬与塬之间只有很窄的一块地方相联，名曰“腰险”，是个要隘，只要守住了这块地方，敌人就过不来，要想翻沟上塬也很困难。因此一开始五团守得还算顺利。
没想到第四天午夜，国民党军从远处绕到午城后面的师部附近，袭击了五团，五团死伤了好几百人，团政委林龙发负了重伤，师参谋长钟学高也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师部决定把五团撤下来，要我们二团顶上，去接替五团的防务，堵截关麟征的部队。
二团上去后，利用各个塬口的“腰险”，构筑坚固工事，顽强抗击了三天，使敌人没能前进一步。到了第七天晚上，师部突然接到命令，要二师向西南方向撤退，把敌人引向西南。因为在我们的西北是永和县，而永和县就是我们预定的渡河地点。因此要我们二师诱使敌人向西南走，让他们离我们的渡口远一点。接到军团命令时，正好是我们二团紧靠着敌人，于是师部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团。
接获命令，我们当即与敌脱离接触，回头快速向吉县前进。天快亮的时分，部队就来到离吉县十几里路的地方，看到山坡上有敌人的一个连在放连哨，于是断定吉县驻有敌人的部队。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师部。这时师长刘亚楼的羊癫疯发作了，神志不清，什么事都不知道，被人用担架抬着走了，政委又负了伤，师里只剩下了政治部主任邓华和接替钟学高参谋长职务的熊伯涛。邓`熊二人命令二团在吉县附近坚守，掩护全师向西转移，师部和四团`五团先走，我们在后面作后卫掩护。
当时，梁兴初和我看到山坡上的敌人只有百把人，而且离我们不到一里路，就想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个连搞掉。经过商量，我们当即下达命令，要一连和三连很快出动，消灭山坡上的敌人。这两个连摸上去以后，很快就把敌人包围了起来，只二十来分钟，敌人就全部缴械投降了，把这个连全部捞来了。天亮以后，我们全团迅速撤退，吉县的守敌没有敢追。就这样，我们在山西打完了最后一个小胜仗。
回到师部，我和梁兴初把作战情况报告了邓华，这时刘亚楼的病也已痊愈，恢复了神志。他们表扬二团作战主动积极，认为我们在这次掩护大部队渡河的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批示我们要缓慢地向永和前进。
五月五日，当我们到达永和时，刘亚楼已在那里等待我们。他告诉我们，四团正在渡河，要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饭立即渡河，他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刚刚渡过河去。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毛主席是一直跟随我们一军团行动的。我们当时非常惋惜，因为到得迟了那么一点，就没能见到毛主席。
很快吃完了饭，我们开始紧跟着四团渡河。渡船很大，一条船可以坐七`八十个人，来回十多次，我们全团就都过了河。我和梁兴初是最后跟随三连一起过的河。
至此，我们的东征行动彻底结束。这次东征，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八日强渡黄河开始，到五月五日重新渡过黄河回到陕北止，共历时七十五天。
部队回到陕北后，经过几天行军，来到清涧县住下来，开始进行整训。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东征红军部队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战役的经验和教训。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约七`八十人，我和梁兴初也参加了这个为期十天的会议。
大相寺是当地一个比较大的庙宇，前面有两个门，两面有围子，后面是个戏台，台下有几棵老柏树，我们的会场就在这个戏台子前。戏台子上是主席台，中央军委领导`两个军团的领导和各师的师长`政委坐在戏台子上，会议由毛泽东亲自坐镇主持，我们团的干部则在戏台子下面，什么也没有，每人捡一块石头当凳子，坐在老柏树下参加会议。
会议的前一阶段是总结东渡黄河的胜利经验，毛主席和军团领导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这次东征山西意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