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军共扩充新兵约八千人，筹款三十余万元，并在山西的二十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华北以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会议的后一阶段，就反开了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毛主席在会上点了一军团的名，说一军团到达陕北后，就同十五军团的团结存在问题，第一是骄傲，两个军团会合后，十五军团就组织干部到一军团参观学习，而一军团就没有这样做；第二，一军团只顾自己，不顾友邻，对兄弟部队帮助很少，不愿意调出干部去支援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地方部队，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三，一军团的部队不礼貌`不谦虚，并列举了一些典型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还特别强调了这种“本位主义”的危害性，指出它会破坏红军和整个党的团结，影响同友邻部队的关系，结果会孤立自己，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后果。他最后号召大家对这种“本位主义”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批评和勇敢的自我批评，坚决纠正错误，同时要求一军团的领导干部带头作出检讨。
这时林彪已调到红军大学去当校长，一军团由参谋长左权代理军团长，军团政委仍是聂荣臻。毛主席提出批评以后，一军团的领导干部，特别是聂荣臻的精神非常紧张，看样子负担很重。因为毛主席点了名，聂荣臻不得不带头承认错误，并要求一军团的各师`各团干部踊跃发言，揭发问题，检查自己。
一开始，发言的人并不多，所谈的也主要是军团部的问题。到后来，发言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不仅揭发了军团部的问题，还揭发到了师，揭发到了团，最后揭发到了我们二团的头上。
事情的经过是：在直罗镇战役后，二团曾将几个伤员，包括一个副连长`四个排长和十几个战士送到延长的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他们要求归队，院方领导不准他们回部队，要把他们留在医院分配工作。我们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就报告了师部，师政委萧华同意我们派人去要，但是医院仍然不放人。后来在部队东征山西时，一天我们行军恰恰经过这个医院附近，于是我和梁兴初带了一个排，到医院门口去要这十几个干部`战士，并强硬地说不给就不行，就这样，硬是把人给要了回来。
就这件事，会上有人批评我们“本位主义”严重，说梁兴初`吴文玉带着部队威胁医院，硬把医院的干部拉走了。聂荣臻当即在台上问二团有没有这样的事，我们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并检讨说不应该带队伍去，更不应该以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我们讲完以后，师长刘亚楼当场代我们二团承担了责任。刘亚楼说：“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有错误我们负责。我们认为前方的部队伤亡大，补充的新兵多，缺少干部，伤愈的干部就应当及时归队，是我们批准他们去要的。”
刘亚楼解释完以后，毛主席和聂荣臻的眼睛就都朝向了我们，聂荣臻说：“即使师里同意了，你们这样做也不对，人家不愿意就算了嘛！”我很不服气地顶撞说：“那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伤员，伤痊愈了，不及时归队，医院留着不放，这样做对吗？我们这样做，也是应伤员自己的要求。”这一说可坏了，因为聂荣臻当时也挨了批评，心里本来就很恼火，听我这一说，顿时火冒三丈，立刻就对我大喊：“你这样说法对吗？”
见到这种情况，我不再吭声了。这时梁兴初站了起来说：“这件事我也有份，是我们两个一起去的。”刘亚楼接着说：“有错误我们师部负责，不能怪二团。”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啊！当时还罚我和梁兴初站了一会儿，后来才叫我们坐下。
真没想到，在总结东征的会议上，挨了这么一顿批。
六`西征甘肃`宁夏，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并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从而将从前的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但是，蒋介石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依然坚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兵遣将，以图尽快解决西北红军问题。为此，他在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积极在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