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年，又名哲民，谱名遐和，１９１３年生，为陈独秀与高君曼所生之子。１９３１年冬，母亲高君曼去世后，到扬州读高中，毕业后考入陈独秀当年执教过的北京大学政法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鹤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投身革命运动。１９３８年，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全家到达香港，他进入《星岛日报》工作，直到退休。１９５２年，他将妻子儿女送回大陆定居，而他继续留在香港，不料“文革”期间妻儿子女在大陆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与同学许桂馨结婚后，生有三女一子，祯祥、祯荣、祯庆、祯祺。

    

    陈子美，１９１２年生，与陈鹤年同为陈独秀和高君曼所生。高君曼在南京去世后，她与弟弟分别，到一家妇科医院做助产士。后与一年长她１０岁的银行职员张国祥结婚，育有４个子女。抗战结束以后，与张离婚。解放战争时期，与李焕照结婚，又生二子。解放后，陈子美随同丈夫一起定居广州。“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子美抛别丈夫和儿子，偷渡香港，一直与家里失去联系，杳无音信。前几年，据报道，陈独秀的最后一个子女——陈子美在美国孤独地去世。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提到一个人，她就是陪伴陈独秀度过生命中最后１２年的潘兰珍。在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遵照遗嘱，除了用北大同学会赠来的钱为陈独秀办丧仪外，其他各种赠赐都一概谢绝。陈独秀安葬后，经何之瑜介绍，潘兰珍到重庆，进入陈独秀的生前好友朱蕴山、光明甫在重庆附近办的一个农场工作，自食其力。抗战结束以后，潘兰珍于１９４６年带着陈独秀留给她的部分稿费、文稿、字画和五个明朝景德年间的古陶瓷碗回到上海。此时，潘兰珍在上海已是举目无亲，于是她在浦东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并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找了一份煮饭的工作，以此谋生。不久，潘兰珍与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组成新的家庭，但没过多久，丈夫又得暴病而亡。潘兰珍接回１９３１年收养的养女潘凤仙一起生活，母女俩相依为命。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潘兰珍因患子官癌在上海去世，终年４２岁。

    

    ８

    

    陈独秀，这位在２０世纪一二十年代驰骋中国政坛、文坛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几度风雨，几度辉煌，几度沧桑，生前备受争议，褒贬不一，死后又因历次政治运动而受到各种批判。如今，陈独秀与生前并不相爱的结发妻子一起，长眠于曾经生他养他的故乡土地上。瞬息间，历史已成为如烟往事，随风而逝。渐行渐远的陈独秀，留给人们的并非只有星星点点的零碎记忆，而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且会历久弥新，使人感叹，使人思索。

    

    故事本该到此为止，但交代一下陈独秀墓地的变迁也许是有所裨益的。

    

    陈独秀客死江津后，葬在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前坡康庄园地。

    

    １９４７年６月，其子陈松年将陈独秀灵柩运回故乡安庆，同年秋葬于安庆北郊叶家冲。“文化大革命”期间，陈独秀被当作全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判。陈独秀的墓地也没有逃脱厄运，那座孤零零的土坟任凭风吹雨打，墓碑华表被撬走垫路，后又成了垒猪圈的墙石，坟墓受到严重的损坏。埋葬了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陈独秀的地方，也成了被家乡人民乃至全国都遗忘的角落。

    

    １９７９年，在陈独秀诞辰１０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年近７０岁的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经过多方寻找、辨认，才最终得以找到陈独秀原墓所在地。陈松年向安庆市人民政府反映了情况后，立即得到有关部门的２００元资助。１０月９日是陈独秀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日，陈松年用这２００元，以陈氏四兄弟之名，对陈独秀与高晓岚合冢墓进行了简单的修整，并重立了一块不足一米的石碑，碑文写道：

    

    陈公仲甫、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

    

    立碑那天，陈松年及其子女鸣放了长长的一挂鞭炮。向来寂静的山中，鞭炮声显得格外的脆响，附近乡邻男女老少及行路人纷纷驻足观望，走上前来，一看碑文，让他们大吃一惊，原来长眠在此的竟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１９８１年７月，邓小平在收到安庆市转来的陈独秀亲属的信上，亲笔批示道：“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

    

    安徽省和安庆市接到邓小平的亲笔批示后，引起高度重视，立即拨出专款２００００元人民币对荒草遍地的陈独秀墓进行修整。在原址上新修的墓，按照陈独秀江津原墓式样并仿照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墓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