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③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原先是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抛弃一切主义。陈独秀在思想上、理论上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实际上，早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由于苏联基洛夫被刺事件引起的对于“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治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④

    

    ①《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１。

    

    ②《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７，８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③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８４５２号公函。

    

    ④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但是，在１９４０年以前，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及所有托派一样，只仅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

    

    度分开的——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所以，陈独秀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３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终于在１９３８年３月结束，主要被告全部被枪决（托洛茨基本人也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不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犯有什么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１９３９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攻芬兰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如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给西流（濮德治——引者注）的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２０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即上述四个方面的“最后见解”。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