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反对托派汉奸之理论及行动，及坦白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陈独秀的公开信之后，罗汉又于４月２４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都参加进来，对共产党发起围攻。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对各方面人士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几次托人看望陈独秀，并嘱陈在当时“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①以免事态的继续扩大。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老人，也在当年４月间，在何之瑜的陪同下，特意从长沙赶到武汉，来调解这场笔墨官司。徐特立劝慰陈独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这样由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引发的“汉奸”风波，才慢慢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却不肯善罢休，只答应暂时休战，准备将来“算总账”。他在当时给何之瑜的信中说：“徐老先生（指徐特立引者注）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②何之瑜写信邀陈独秀避往长沙，陈独秀认为“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免土匪侵害。因而没有答应”。就这样，陈与中共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①《黄理文谈陈独秀》（吴文忠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

    

    ②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1938年4月8日），贺松生即何之瑜（何资深）。

    

    ４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１９１６年入北大学习，从五四运动前后到年初，张国焘先后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参加过党的创建活动，曾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中共一大、二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组织部长。

    

    １９２４年５月，张国焘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时，在北京腊东胡同被捕叛变，供出了北方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机密情况，交出了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及骨干名单，使中共党组织遭受严重损失。同年１０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国焘也被救出狱。他隐瞒了背叛革命的丑恶历史，重新钻入党内，在党的四大上，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在大革命期间，他积极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陈的器重。１９２７年７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张以临时中央代表身份赶到九江、南昌，企图阻止起义。在翌年党的六大上，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由于他表面上承认了错误，因而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被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在此期间，由于张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互不相容，于１９３１年１月被王明排挤回国。随后，张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鄂豫皖及随后创建的川陕根据地中，张国焘又疯狂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在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又大搞分裂主义，拒绝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公然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坚持南下川康的逃跑主义路线，使红四方面遭受惨重损失。后来由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二方面军抵达甘孜，联合朱德、刘伯承等人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张才被迫同意北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二、四方面军分别与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实现会师，完成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

    

    为了帮助和挽救张国焘，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召开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判，但仍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洛川会议后，又安排他为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张国焘对此大为不满。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延安后不久，将张国焘所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当托派处决了，并扬言张有托派嫌疑，加上这时原四方面军将领何畏叛变投敌，使张的处境更加艰难，于是时刻准备逃离延安。１９３８年４月４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盛大的祭礼，张国焘以边区副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祭礼完毕后，张未按中央“马上回延安”的嘱咐，而趁此机会逃到西安，于４月１１日乘车到了武汉。

    

    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叛逃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当时在武汉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想方设法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