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共产党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淡漠，认为《申报》是否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因此，编辑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发表”。另外，此信９月９日南京邮戳发出，到上海正是抗战最激烈之时，受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由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这样耽误到１２月１５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检查自动停刊。陈独秀的这封信，在那时也就不再有发表的机会了。所以，今天披露陈５０多年前写的这个声明，是很有意义的。否则，人们以为陈独秀当时果真默认“深自悔悟”了。
从８月底至９月中，陈独秀在陈钟凡家住半月期间，各方人士前来探望慰问，有送赆仪的，陈独秀一概不受，惟北大同学和旧友的赠送，略受少许。当时日军占领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派飞机轰炸南京，南京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逃难的人群拥挤不堪，码头早已水泄不通，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于是陈决定先去武汉再说
①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后写给＜申报＞的一封信》。
第七章在武汉的岁月
１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２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１０年前，陈独秀与黄文容等４人一起，挤在一艘外国轮船的一间客舱里，从武汉顺长江东下，隐居上海达５年之久。１０年后，陈独秀与潘兰珍又从南京溯江而上，避难武汉。相同的都是避难，不同的是前者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而后者是为了免遭日军的炮火袭击，且东西方向恰好相反。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就给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何成浚请警察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１９３１年，正是他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２０余名共产党人被杀。蔡孟坚一见到陈独秀就上下仔细打量一番，而且还不厌其烦地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
陈独秀到汉口后，住了两晚旅舍。这时，武昌有位姓兰的人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去武昌他家去住。陈独秀找到暂栖之地后，立即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２６号陈仲甫收。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的主要经济来源，上海《东方杂志》、《字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由亚东转给陈。武昌双柏庙后街２６号这处住所，是原来一个桂系军官的旧式平房，颇有庭园风味，也还安静。避难中的陈独秀夫妇，能住上这等房子，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因而一时安顿了下来。
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国际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促使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侵华的道路，而且使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日益法西斯化，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勾结，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１９３６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并与德国联合进攻西班牙，１９３７年，日德意终于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发出要“征服世界”的狂叫，在世界人民头上笼罩了一片乌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方面，取得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自卫，积极开展外交斗争，先后与波兰、法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国际共运司令部的共产国际，仍然在国际斗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制定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纲领，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的斗争。国内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内各阶层的政治态度。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呼吁各党派之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推动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和国民党内英美派的推动下，被迫答应联共抗日，１９３７年９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全